存在致命缺陷的转基因食品技术--《人口困局》被删的第3章第8节
所谓“导入”,就是采用“暴力”方式将外源基因片段强制“打”入受体基因组;所谓“暴力方式”,例如“基因枪”,就是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将包裹了外源基因片断的微粒直接“打”入植物组织或其细胞中。 转基因HT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专门针对其生产的除草剂(如草甘磷)而研发的具有除草剂耐受性的转基因作物。播种HT作物(如HT大豆),同时使用该公司的除草剂,田里就只有转基因HT大豆能够生长,其余植物全部被除草剂杀死。这有利于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耕作,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这里的逻辑顺序是,为了除草,发明了除草剂;为了推广除草剂,研发了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HT。) 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是一种土壤细菌。研究者将Bt基因片段导入到农作物的基因组中,该作物便表达出一种对特定虫害具有毒性的蛋白,从而使该作物对该虫害具有抗虫性。目前商业化的转基因抗虫性基本上都来自Bt,所以抗虫型转基因也称为“Bt转基因”。[④] 与此同时,转基因专家设想,还可以找到增产基因,将之转入任何想要的农作物,例如,将沙漠动植物基因转入农作物,在沙漠上获得粮食丰收;将寒带动植物基因转入农作物,使冬天也成为粮食生产季节。 然而,“这些美好的转基因蓝图,均在日新月异的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中被(否定而)落空了”。例如,近些年的研究确认,真核细胞生物(动植物和人)的一个基因可能编码多个蛋白质,而在更广泛的情形下,多个基因又可能影响同一性状以及受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调控机制的影响。[⑤] “科学家曾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到猪的身上,目的是要制造出极快速生长的猪来,可没料到,所产生的小母猪居然没有肛门。”[⑥] 二、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新进展 2000年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早期分子生物学理论,同时也揭示了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食物的巨大潜在风险。 (1)转基因技术诞生初期(1971年),生物学家以为真核细胞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的基因编码规律与原核细胞生物(如细菌)是一样的,即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⑦] 但1977年发现,在真核生物中,一个基因可以编码多个不同的蛋白质。2000年以后确认,这一被称为“可变剪接”的现象在真核生物中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⑧] 比如,果蝇的一个基因可以产生38016 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 (2)早期的转基因专家曾认为内含子(intron)是基因的无用段、是“垃圾基因”。今天,虽然分子生物学家还没有搞清楚这些“内含子”的功能,但至少“再没人敢这样说了”。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生命体的复杂性远非那种错把生命当作机械来处置的“科技工匠式思维”所能理解的[⑨]。 (3)过去,分子生物学曾认为,基因是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一系列微单元。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增减一个基因,或者对某一个基因动手,往往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基因网络发生改变;[⑩] “对每一种特定的转基因作物来说,仅仅一个外源基因的插入,就可能导致原作物的上千个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11] 有科学家制作了转基因酵母,想增加酿酒产量,但随后惊讶地发现,该酵母原有的可能致癌的自然毒素被意外地提升了40~200倍。[12] (4)原来的遗传学理论认为,一旦氨基酸顺序确定了,蛋白质便总是会按正确的方式折叠(形成),这是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又一理论基础;但最新的遗传学理论认为,蛋白质折叠需要蛋白伴侣(chaperone)来协助。在植物蛋白质的形成过程中,若突然出现一种被转入的外源细菌基因,该植物的蛋白伴侣便会认为是遭遇了异类蛋白入侵,它们之间将如何应急互动,目前的研究还难以预料;假如这种异类蛋白入侵使得蛋白质折叠发生错误,其后果也是错综复杂的。例如,“疯牛病”的发生与细菌病毒无关,而与“蛋白质错误折叠”有关。 (5)转基因食品研发之初,分子生物学家曾认为,转基因片段通过“横向转基因”是不可能进入哺乳动物消化道的,而且这也是当初评估转基因食物“具有安全性”的决定性依据。但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当大部分比例的转基因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13],而且,转基因技术所采用的外源基因材料(如Bt基因),可以透过母亲的胎盘进入未出生婴儿的胚胎,以及转移进入成人的性细胞,影响于后代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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