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致命缺陷的转基因食品技术--《人口困局》被删的第3章第8节

　　例如，在美国，公众最初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研发公司提出了一些响亮口号，包括“转基因能最大限度地增产”和“转基因能解决全世界穷人的饥饿问题”等等，并承诺“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

　　转基因农作物高产的神话，是被美国“忧虑科学家联盟”[61]正式否定的。该组织在跟踪调查“转基因农作物”20年研发和13年种植的基础上，于2009年作出系统性评估并提交研究报告《失败了的增产》，该报告明确指出，转基因食品技术不能增加农作物产量。[62]

　　目前，转基因专家及其公司宣传的所谓“增产”，其实仅仅是“毒蛋白”杀死特定害虫减少损失而已，其作用相当于农药，甚至还没有农药“安全”。来自“一线”的报告称，“毒蛋白”杀死“害虫”A之后，破坏了“害虫”间的平衡关系，导致“害虫”B、C、D……大量繁殖，危害比种植转基因作物之前更加严重。

　　我国急于搞转基因食品也是出于对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忧虑，长期“人口高位运行”带给管理层的压力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公司)及其“科技工匠式”技术专家利用我国转基因制度的缺陷，游说政府有关部门打开了转基因食品这道充满了无数未知风险的“大门”。

　　国内转基因专家声称，传统农业的发展已经到头，转基因技术代表了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未来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谁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了优势。他们一再表示(实为忽悠、恐吓)，过去我国在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被世界抛在后面，转基因食品是发展趋势，转基因育种将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我们必须抓住时机;转基因育种我们不能再落后，否则又会受制于人。[63]

　　这里的教训很深刻。比如，情况不明，盲目决策;再如，生怕落后，实则“冒进”。

　　据说，美国环保局(EPA)判断一个转基因食物对人体健康是否具有潜在影响(即是否有毒或引起过敏)的方法是，检验转基因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蛋白质热稳定性和蛋白质酸解度。第一项不能与已知有毒性或过敏源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相似，第二项看能不能通过合理加热降低转基因蛋白毒性或有害性，第三项看转基因蛋白质能否在合理酸度(指胃酸)下保持其特定结构的稳定性。

　　EPA同时规定，申请人或机构必须提供有关科技知识和实验数据来证明该转基因蛋白质没有食品安全问题。[64]

　　显然，EPA的上述制度安排需要两个条件来保障，一是需要判断“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二是转基因申请人或机构能够诚实提供实验数据。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前者除了被国外分子生物学研究者否定之外，至少在2010年被我国中山大学的研究者又否定了一次[65];后者被转基因申请人或机构缺乏诚信而否定。实际上，这里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即由申请人提供试验数据，而不是由审核机构通过独立第三方取得试验数据。

　　在我国，后一条件所需要的诚信被转基因食品大范围非法种植和销售的现实所否定。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转基因技术开拓人保罗•伯格曾说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都有严重风险，甚至可以用来制造生物武器。因此，他一再提醒，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必须有民众的信任，必须有国家的严格管制，转基因研究者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自律。[66]

　　残酷的现实是，所有这些前提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尤其是后两条。

　　与此相反，我国的转基因“科技工匠式”技术专家却“不管不顾”。他们声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67]。甚至还有人弄出一个“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8]的闹剧。真不知道，这61名两院院士有几个真正理解并同步掌握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

　　所以，国人要警惕，有关部门要立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