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生活在中国的已消亡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4年，李居强和丘瑞良一起，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

1975年前后，逃亡中国的、已经被苏哈托杀死的印尼共中央总书记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带领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 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 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

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

1985年，马来共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5年后马来共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 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黄还向媒体回忆了一些细节。在中国期间，黄等人参加了中国官方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上，六七十年代的革命京剧只获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而给予香港流行音乐的掌声和欢呼声却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降到了“冰点”。

黄因此感慨万千：“一个曾经让我们东南亚共产党人一直敬仰并且视为榜样的国家，竟会变成这样。我们真想哭，却欲哭无泪。”


2006年，最终选择在中国云南昆明养老的缅共副主席古方去世，一些前缅共党员和曾经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同时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还有中 国云南省委外事部门的人员。他们坚决制止了花圈和挽联上有关古方身份和职务的表述。最终，花圈上只写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
“他们说希望我们彻底忘记那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遗族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市区里的那栋“前缅共党员住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