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知青在蕲春的农村记事

就在这时，忽然村子里传来一声惊慌的喊叫：“咸婆婆自杀了”，喊叫声不大，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见，随即传来一阵哭闹声。我因为收工晚，正在水塘边洗锄头，水塘离刘后生家不远，我听见了叫喊声和哭闹声，便朝他家跑去。从水塘这边到刘后生家走近路要经过韩满生的家，韩满山家养了一条狗，十分凶猛，见人就拼命咆哮，通常我们都不敢从这条路走。今天我忘记这件事，等我绕到韩满生家时，那条狗已飞奔而来，我吓得抱头鼠窜，情急之中，一脚踩到田埂边，把脚崴了，当时也不觉得痛，一瘸一瘸走到刘后生家，门前已挤满人，我挤进去一看，只见他已直挺挺的躺在一个门板上，非常刺目的是大热天，居然是穿着一件兰色的制服，穿戴十分整齐。二个女人在旁边呼天喊地，一些人拼命拉扯着她们，整个场面十分混乱。我很奇怪，来的人大多是韩姓的人，队长、队里的干部怎么都没有看见呀？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应该去告诉队长，为什么会有这样念头？今天想起来，大概是传统的“组织观念”的支配吧。

队长不在家

我急急忙忙又绕过水塘，跑到队长刘仿生的家里，刘队长不在家，他的媳妇正在桌边吃饭，见我就放下碗说：“有偏，有偏。”我忙回答：“当偏，当偏。”这是蕲春当地人吃饭时的问候语，“有偏”的意思是，我先用了饭，没请你一道吃。“当偏”的意思是，应该的，不要客气。一番客套完后，队长媳妇告诉我，队长到县里开会去了。刘仿生是县里区里和公社的模范，经常外出开会，其实他虽然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但大字也不识一个，口才也不好，讲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生产经验丰富，群众威信高，另外听上级的话，老老实实，上面怎么说，就怎么执行，不打妄语，不搞花花草草，但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又有点自己的特点，因此很受领导的器重和喜欢，是那种让人感觉领导起来比较舒服的农村基层干部。

刘队长每次从上面开会回来，总是笑嘻嘻的，与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不管别人（当然都是男人）抽不抽烟，都要递上一根“大公鸡”。当时农村有一段顺口溜，调侃的就是“抽烟的等级”问题，顺口溜是这样说的：“社员吸‘经济’，一根拗三记”，‘经济’烟当时是最便宜的烟，9分钱一包（同一价格的还有“大红花”，都是白皮印字的烟盒），就是这样，社员也抽不起，一根烟也要分成三次抽；“小队长抽‘公鸡’，抽了笑嘻嘻”，刘仿生就是抽“大公鸡”烟，满脸笑容，形容得真是贴切，“大公鸡”烟那时1角5分一包，烟梗多，烟叶少，抽起来很“冲”，记得文革时期，武钢上了个“二轧”项目，聘请了一批法国专家，这外国专家不爱“牡丹”、前门这些高级烟，却偏爱“大公鸡”的“冲”味，武汉卷烟厂为此专门生产了一批带过滤咀的大公鸡烟高价提供给他们，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是“豆腐盘成肉价钱”；“大队长抽‘园球’，抽了也不愁，公社书记抽‘飞马’，抽了有人把，县里干部抽‘前门’家里还有存……”，这顺口溜倒是当年反腐败的好教材。

扯远了，我一看刘队长不在家，又气喘吁吁跑到西边湾子里找副队长张国顺，国顺家房屋不大，他家里负担重，没有盖新房，旧房又矮又小。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去他家拜访，找错了门，走进他隔壁的刘远明家，也没有搞清楚，留下了几盒武汉带来的点心，搞得刘远明“受宠若惊”，第二天给我们“回礼”，送给我们一大碗腌的咸罗卜，我们才知道摸错了门。

国顺正坐在堂屋里，旁边站着几个人，桌上已经摆放着饭菜，他看来已经知道了刘后生自杀的消息，但是可能也没有主意，看见我进门报讯也没有立即起身的意思，好在张国志进来了，他是小队会计，人很忠厚也活络一些，看他进来，国顺便起身就和我们一起去刘后生家。刘后生家还是一团糟，村里年纪最大的韩善信也来了，他是一个五保户，无儿无女，坐在那里，没一个人理会他。刘姓有一个老人，姓名我忘记，只记得他儿子小名叫老七，我们都叫他老七家里的，他没有来，没有一个主事的，一大群人都失去主意。好在有张国志指挥大家，赶快送医院吧！于是几个年轻人抬起门板，朝村外走，大家乱糟糟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