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知青在蕲春的农村记事

我们大队的几个知青被邓志华吸收到了大队的宣传队，全称是邓源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非是编些节目给社员们演出。虽然我们几个文艺才华不高，但热情颇高，先是搞一些小节目：三句半、诗歌朗诵、小合唱等等，后来我开始编一些方言小话剧，就是今天的所谓“小品”，反映农村日常的生活，其中有一出剧叫“婆婆上夜校”，说的是蕲春方言，剧中利用误会法的表演形式，搞了点情节，每次演

出都引得哄堂大笑，效果不错。当时我在宣传队主要是编剧，那时人年青，脑子好使，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一个剧本。

宣传队后来越搞越大，人数也慢慢增多，排演了二出大戏——“白毛女”和“沙家浜”，八大样板戏中的二个。要知道那个时候，八大样板戏虽然包揽全部舞台、全部广播，但是农村里，谁也没有看过完整的一出戏，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看过，剧本是没有的，靠自己编，而且“白毛女”是芭蕾舞剧，没有台词，我们不可能去排芭蕾舞，而是改编成黄梅戏，因此，排戏难度非常大。蕲春这个地方靠近安徽靠近黄梅县，民间唱的戏都是黄梅戏，县里的剧团也是黄梅戏剧团，黄梅戏的曲调其实变化不大，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都是那么几个曲调，于是我们就填歌词，编对白，十几个人的大队宣传队居然能堂堂正正完整演出二部大戏，名气自然大振，在本大队演出了，还到其他大队演出，巡回表演了一个多月，走一处热闹一处，轰动一处，当时自认为还不错，其实水平是相当的差，只是当时农村文娱生活太贫乏而已。

宣传队的台柱子自然是知青，但是男主角却一直是三小队的余米发。他长相虽然端庄，但也只是平常，但上了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颇有模有样，因而郭建光、大春这些英雄形象都是由他担纲。他对演戏特别爱好，排戏时间，他总是一个人躲在旁边，反复捉摸剧中人的动作。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还经常晚上来我们这里串门，回忆演戏时的情况，流露出渴望演戏的念头。

宣传队也出了几个人材，有一个叫邓建国，出生于1949年，因而小名叫喜儿，在宣传队里只是打打杂，演演“沙家浜”里的日本兵而已，但是口才特别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与我们知青交往密切，又学了不少新词，更增添了他讲话的趣味性和煽动性。他后来在修建焦枝铁路时被评为毛主席著作讲用积极份子，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官升至县旅游局局长。宣传队的邓志华和一小队的徐学宝，也后来入党提干成为国家干部，他们和邓建国三人是邓源大队唯一跳出“农门”的人。
 
还有一个打鼓的叫邓建明，鼓打得实在是好，双手舞锤，左右开弓，气势磅礴。知青回汉探亲时，大队专门托我们买回一只大鼓，谁知在一次演出时，他一时兴起，用力过大，一下把鼓皮打破了，这可是一件大事，他吓得哭起来，一个大鼓价格不菲，责任巨大，好在国庆节到了，知青们要回武汉，我将坏鼓带回武汉，居然换了一个新鼓回来。

宣传队闹得很活络，队上的人却有意见，因为在宣传队也是要记工分的，这工分都要摊到小队里，时间一长，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辛辛苦苦的干活，他们在那里疯疯打打，闹得玩，还要记高分……，于是一到开春时，宣传队就解散了。

⑨盖房和结婚的风俗

农民一生辛苦，积攒一些钱，只为二件事：盖房和结婚。
 
当时农民盖房还是用土砖，把一块田平平整，然后将泥土切成一块一块，立起来，晒干，即成土坯，非常沉，非常重。这土砖倒是不要钱，只要给队里打个招呼，给一块田地做砖就行，我记得10小队有好几家盖房，都是用同一块田地做砖，不知何故。盖房主要是花钱去买木料和瓦，木料也有自己积攒一部分，一般屋前房后都会种几棵树，等到成材后用于盖房。有一年的秋天，队长刘仿生看我爬树灵活，要我帮忙，砍伐他家屋后一棵树上的枝枝叶叶，以作柴烧，我爬上树后，他又要我将树梢砍掉一节以便树干能长粗，话音未落，我一手就砍下去，砍得低了一些，好端端一棵树就被我砍糟蹋了，树干变得太短，估计做不成屋梁。刘队长那个心痛哇，气得说不出话，挥挥手要我下来，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