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知青在蕲春的农村记事

我当老师的走马岭中学，就颇具规模，它应该是全公社最大的中学，位于走马岭，校舍有二排平房，长长一溜，房屋质量很好，白墙红瓦，一排平房是教室，有五、六间，每间教室宽大明亮，一排平房是办公室、校长室、厨房和老师宿舍。学生只有初中年级，每个年级有二三个班，因校舍充足，没有“复制班”。老师有四个，一个女老师，三个男老师，还有校长和一个姓焦的教导主任。校长长得人高马大，白白胖胖，但是身体有病，不经常来，偶尔来住几天，只和教导主任谈事，不与我们老师打交道。来了后，早上很晚才起来，站在房外刷牙漱口，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半小时？有没有搞错呀！绝对没有夸张，世间之事无奇不有，这刷牙漱口可以花费半小时以上，一个人专心致志站在那里漱口，满口白沫，乐此不疲，旁边人也熟视无睹，只有我一直感到不可理解。

学校的工作都是由姓焦的教导主任主持，这个人特别瘦，个子矮，脸焦黄焦黄，要说他身体有病我才相信。但是他却精力旺盛，干劲十足，学校里里外外都是他来张罗指挥，从教学到生活，从学生到老师，政治学习、业务交流，都是他一手包揽。我就是被他物色而来，他在一个星期六晚上跑到10小队我的住地与我交谈，大概颇为满意便通知我去上课，期间没有征求小队和大队的意见，看来这个学校至少属于公社或者区里管辖。我当时懵懵懂懂，不知道我其实只是去临时替代上课，也就是当代课老师而已，还以为被学校正式录用，从此可以脱离“农”海，高兴之余，把家里留存的谷草堆送给了老七家里，卷起辅盖搬到学校，虽然学校离住地并不远。

星期六通知我，星期一就要我去上课，发给我一个课本，没有培训，没有人办理交接，没有人介绍学校学生情况，也没有人教我怎样备课、怎样去上课，就这样赶着鸭子上架，好象我这个高中生应该知道怎样当老师，必然知道教学这方面的事。

其实，文革爆发后我们就没有摸过课本，造反闹革命，学校学的东西早抛到爪哇国。我拿起课本，发了半天呆，不知如何着手。翻看着课本，一遍又一遍，慢慢的有了一点感觉，想起了过去学校里课堂上的情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生字生词”，这些久违的内容一一浮现在我脑子里，于是摊开纸，开始写备课笔记。我要上的课文是课本里第二篇，这时学校已经开学，估计是前一个老师突然有病还是有事走了，便拉上我紧急上阵。我将这篇课文念了十几遍，仔细推敲课文中的内容，心里逐渐有了底气。

第二天，我上课，我用普通话将课文朗读一遍，我念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课堂里寂静无声，可能是新老师的新鲜感，也可能是我富有感情的普通话，学生们都专心地听着，当我念完课文，学生们显然很激动，他们还不会用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从他们红红的脸庞，嗡嗡的交谈声，可以看出他们被我的讲课所感动……

我的教学热情非常高，备课十分细致全面，总是提出一些新内容新思路新点子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我特别专注作文课，每次作文讲评我都要夹杂一些新知识、修辞方法、写作方法的讲授，如文章的开头，结尾方法，段与段之间的过渡，词句的收集与运用等等。学生的作文本我批改得密密麻麻，评语要写上好几页。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师上课没有教学参考材料，没有教材背景介绍，就是一本课本，都是靠老师自己的发挥。我的教学可能不怎么规范，但是应该扩充了学生视野，增进了学生对课外知识的了解。

到1971年，文革已经开始5年多，中小学从开始的全面停课闹革命，到逐步复课闹革命，虽然学校开始上课，但教学秩序仍很混乱，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斗私批修不停步，学生动不动就造反，贴大字报，各种运动也不断冲击教学环境。只是在农村里这方面，教学秩序恢复得还基本可以。我所在的走马岭中学，虽然也是大量时间花费在参加劳动、忆苦思甜、大批判上面，课堂教学还是正常进行，只是教师的素质低，教学态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