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工人谈建国初期在成都的学徒岁月

  这3本书，我当时能够认全书名的，只有《电工学》；我不认识《柔石选集》那个“柔”字，我也不认识《胡也频选集》的“频”字。

 在那时侯，我根本看不懂那本半新的《电工学》，即使我又去青年路买了一本半旧的《四角号码字典》，仍然不能看懂这本书；不过，在《四角号码字典》的帮助下，我却看完了《柔石选集》和《胡也频选集》，柔石的《做奴隶的母亲》，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曾经震撼过我的心灵；就是这两本书，使我对“新文艺”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与热爱……

　　
　　四、“要做国家的主人，就需要刻苦学习！”
　　 
　　1951年春节以前，私营小厂老板门也开始参加了那时的“成都市工商联”组织的“学习小组”，并对川西法院在“成都市工会筹委会”的要求下把打死一个学徒的老板宋荣光改判为死刑的事，进行过讨论，我的老板认识这个有钱的宋老板，所以感到工会后面有共产党支持，力量很大，不能对抗。凡是工会通知的事，我的老板都会表示“同意”。 
　　 
　　1951年春节期间，老板主动给我的“工资”增加1个“折实单位”，等同于现在的人民币6角6分钱，能够买8斤上熟米，也可以买100斤白萝卜；一碗炸酱面在那时只卖旧币400元，等同于现在的人民币4分钱，茶馆里要一碗“明前芽茶”只需300元，一碗“香片”只需200元。老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我不在工会干部面前说他的“坏”话……
　　 
　　 1951年春节以后，成都市的工会干部开始到一些私营小厂动员技工与学徒参加“业余学习小组”，既学习马恒昌小组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精神，也学习当时的时事新闻，听党政干部和工会干部讲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我的老板立即表示同意我去参加，私下还对我表示，在参加工会组织学习的晚上，我就不用再做他家里的那些杂务劳动了。后来，工会通知老板，技工和学徒每天工作都不能超过十小时，老板也同意了。这种“每日十小时工作制”，使我受益很大，在1951年2月底，我报名参加成都市工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工部）联合举办的“职工夜校”，我每周有三个晚上到四川省政府附近一个小学去学习，时间是晚上7点半——9点半。
　　 
　　 在“职工夜校”，有扫盲班、小学班和中学班，都是以“速成”方式进行讲课加讨论；我分在中学班，既学习文化知识，也学习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政治和“大众哲学”知识。没有作业，不考试，讨论却很认真。那时侯，一些“教材”是教员编写的、用手写成腊纸油印出来的，其中有一篇是夏衍写的《包身工》；我年纪小喜欢在讨论时听“教员”做“启发式”发言；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学了夏衍写的《包身工》后，我们在讨论“为什么要学习？”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学习？”的时候，班里一个比我年龄大几岁的“教员”曾经这样讲：“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就需要自觉的刻苦的学习！”——这次我也发了言：“要做国家的主人，就需要刻苦学习，我一定会记住这句话！”
　　 
　　 我在“职工夜校”学习期间，4月份加入成都市私营机械制工会。一些比我年龄大的“学员”，也在这个时期同我们班里几个青工一起被“保送”到“革命大学”学习；他们都是与我同期参加成都市机械工会的青年工人。据说，他们都在“革命大学”毕业前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人成了“后补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