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又是一部对“谎言文革史”很有份量的证伪著作

　　司马迁曾经说过“不知其人，视其友。”这就是说，你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就看看他与什么人友善就知道了，张茀承、常树荫等人打击谁、提拔谁，鲜明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和为人处世准则。在另外一个方面，什么人得到官场重视和提拔，不仅体现了“谁应该得到奖赏谁应该得到惩罚”的社会准则，间接地成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指针。

　　在文革期间，选拔谁来执行政策至关重要，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校之后，第一批进校的宋国英大体上执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进两派联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马义代替。樊马义本人不仅作风粗暴，而且怀有对知识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狭隘心理，结果很好地实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务。第一批工宣队成员多数是造反派工人，进入学校之后也能够执行政策做一些两派团结的工作，但一样被换成保守派成员，在樊马义的领导下，在水院师生中间采取“逼供信”手段罗织口供，打了四百多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师生总人数8%)。不仅仅像张茀承那样为了巩固个人权力需要仔细地选人当权，就算是要实现当权派镇压造反派这个共同目的也需要采取换人政策，看起来，当权派都能够娴熟地找到合适的人，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

　　虽然张老师本人受到张茀承长期的报复和打击，但他仍然客观地肯定：“就三代掌门人的廉洁程度、工作能力来说，张茀承是无可挑剔的，客观地说，三代掌门人一代不如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转型和官场蜕化程度相关，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来，应该说，公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是有增无减，与这个趋势相匹配的官员个人，其私心私欲的扩张也是同步上升的。张茀承在毛时代应该算是品德最败坏的干部典型，但是，随着着时间的流逝他反而有资格得到一张“好人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在官场中间苦心经营权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实现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么可靠，张茀承晚年的失落还得到张老师过于泛泛滥的同情，“对一个权力欲极强、并用权力随心所欲实现个人愿望的人来说，失去权力意味着着什么?意味着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常树荫、高进珊)的一反常态，由热情讨好变为冷漠，由向自己汇报、聆听教诲变为嫌弃，他无法接受，心情不好，……张茀承在被免去顾问职务后不久，身体明显差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到后来，走路要有人扶着着，否则会倒下去，腰快弯成九十度了。”张茀承的凄凉晚景也许是事实，关键是被他那颗拳拳经营“公权力私有化”事业的苦心所放大，客观上的失落被主观感受所放大——毕竟投入了那么多得到却却那么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经营“公权力私有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此种风险的实际存在，也许，(也只能说是也许)，张茀承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可能在批判的压力和正面的引导教育之下改邪归正吧，这也许是毛老人家说“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个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面任人唯亲，也肯定会激起部分人的不满，但不会导致普遍的高度不满，毕竟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但是，张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的经营方法，在整个水院所激发不满和批判，要强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适合这种不满意的公开表述，文革的水院群众对走资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就在于：人们对于“公权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有那么大的声势，恰好是与民众厌恶、憎恨并且在合适的气候下对“公权力私有化”发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结束后，张茀承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负责制”正当化了，同时还在强化管理手段运用——“更多由上级掌控下级命运”——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间，预先地消弭了绝大部分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改革年代官员对内管治权力的巨大提升，是一个长期趋势，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内部监督的可能。这两者可能是导致三十多年来各种监督制度建设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这个变化可以解释为：“内部监督”力量即使没有被取消，那也随着着官员权力的集中趋势而被极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监督上，倒是有党委纪检、行政监察、经济审计、司法反贪等等则是一种“外部监督”，三十多年来的干部监督，近似于取消毛时代的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的建立，但是外部监督的强化并没有能够遏制住干部队伍的整体腐化堕落的趋势。今天的中央领导层始终怀有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良好愿望，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十多年来官场私心私欲泛泛滥扩张的趋势，大大地压倒了三十多年来一系列的监督制度建设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后继续是出台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无疑问。如果拒绝像文革那样借用群众的有组织的批判力量，那么，仅仅局限于外部监督机制的鼓捣，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也许需要追问一下：一味地地着着眼于外部监督强化相对于被取消的内部监督，其有效性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