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又是一部对“谎言文革史”很有份量的证伪著作

　　二、公权力私有化的扩张趋势——张茀承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

　　一个官员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下级，如何执行政策和法律，这对于其权力范围内的政治状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的各个时期，当权派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和法律，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张茀承等人在省委许道琦和工作组的支持下把群众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军队支左之后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镇压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派进学校之后很短时期就进行“大换血”，目的都就是为了服务于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级党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帮”被抓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其关于文革的作为都是系统地违反政策和党纪的。总而言之，从文革前后的政治实践看，当权派普遍地不执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权力，这就意味着着：对文革演变过程的解释也必须在政策和法律的视野之外去寻找原因。

　　非常遗憾的是，好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风恶劣的坏干部拥有代表性。张茀承的代表性往往体现为一个逆向选择过程：从官场中间逐步地淘汰好干部，坏干部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水院官场就有这样的长期趋势。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场行为看，张茀承恰好就是那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在张老师的记忆中间：“张茀承的权术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机会，条件成熟时，果断出击;需要忍耐时，他一定会隐藏起来;需要表现伤心的时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编造谎言时，他就大胆地编，达到目的为止。他对人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他可以为亲信包庇掩饰错误;他对上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制裁反对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茀承的这种种作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公权力私有化”——把执行政策和法律实现管理的公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独立王国)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扩张和权力为小圈子服务的私欲。而独立王国的建设成就越大，权力得到制约和挑战的机会就越小，就这样，权力的第一步腐化为第二部腐化开辟出新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释文革为什么按照那个样子搞法，以及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没有办法解释，恰好，张茀承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员及其利用权力的方式，更能够贴切地解释文革前后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政策设计、指导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员的“公权力私有化”愿望有着着更高程度的解释力。张老师精辟地指出：“根据我在文革中与这些人的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风派人物，没有原则，没有信仰，跟着着权力、利益走。这种人在洋人入侵时，会不会成为汉奸就很难说;但当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拥护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说清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的许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对一些干部、教职工、学生痛下杀手的原因，就要讲清楚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个利益集团对内对外的矛盾与斗争，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又是如何构建他们的独立王国的。不管他们内部为了权力而斗争，矛盾有多大，但他们始终执行着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

　　为了实现党同伐异的目标，张茀承在“生活作风错误”问题上包庇常树荫，同时处分并拱走李贞儒：“常树荫犯过生活作风的错误，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过一个非婚生子。此事发生后，张茀承包庇常树荫，既不准知情人讲出来，也不进行组织处理。由此，常树荫对张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树荫掌权后就不一定了)，成为张茀承的得力助手，进而成为张茀承的接班人。”优先提拔那些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让他们感到来自上级个人庇护的好处，这等同于是一笔投资，可以指望在未来货到回报——看涨的预期收益，张茀承保护坏干部显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预期收益，正是在这种预期收益的激励之下，张茀承必须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许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压制住内部的不满。反过来，如果违纪行为人有可能威胁到预期收益时，那就需要反过来按规则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贞儒与办公室打字员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露，兼任院纪委书记的高进珊要立案调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树荫则千方百计要保李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让李贞儒死不承认，以为这样就无法作结论。这一招没有奏效，……高进珊这边依靠省纪委，由省纪委找李贞儒谈话，李贞儒最后承认了。学校给了李贞儒个党内处分，接着着把他调到长沙铁道学院。”

　　还有一个颜国良，也得到张茀承和常树荫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这个人的文革经历和升官图是很有意思的：“颜国良作为水院‘红教工’组织的一号头头……，在抓‘五一六’时，他是最早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发了我院‘五一六’的组织系统，揭发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组织领导者，除了反军乱军外，还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给他看过，他还提出过修改意见等等。之后，他与造反派划清界限，碰面时假装没看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成为造反派头头，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参加各类会议，包括派头头的会议。他向我检讨错误，表示决心跟着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依然十分积极。‘四人帮’被抓后，他反戈一击，我们又成了陌生人，还是见面装作看不见。对于这样的风派人物，张茀承、常树荫看中了什么?他们看中的，就是颜国良的随风倒，看中的就是要从颜国良嘴里讲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颜国良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们的需要，肆意编造所谓的‘证据’。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让他入党，给他提干，调他到教务处，后又升任处长，之后又推荐他担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的副院长，这就是他们对颜国良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