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又是一部对“谎言文革史”很有份量的证伪著作

　　“从此，由解放军领导学校的一切，广大师生员工由学校的主人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按照军人的要求，早上出操，开会要列队进入会场，列队离开会场，开会前要唱歌等等。”

　　“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为了实现彻底镇压造反派的目的，为解决派性问题所排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主要由造反派组成)已经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指挥长宋国英离校，樊马义接任。工人也全部换了，由国棉三厂、青山热电厂派工人进驻我院，铸钢厂和车辆厂的工人全部回厂，工人副指挥长由国棉三厂的吴玉清师傅(女)担任，时间不长，又由国棉三厂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队员均换成了原保守组织的成员(第一届届工宣队员多数是造反派)。”“指挥长樊马义与宋国英的作风也绝然不同，这届届军、工宣队从进院开始贯彻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后又进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时间长达两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有人说，这届届工宣队进院的目标与任务，就是要彻底整垮造反派，进来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派。”“经过他们的‘分析’、‘研究’、‘重点突破’、诱供、逼供、信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四百400多师生员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占全院师生的8%左右。”

　　第六个时期：重新成立党委到彻底否定文革

　　“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工宣队指挥部已不再领导一切了。党委书记是军代表吴绍文，副书记3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会，有其名，无其实，因为委员都被隔离审查，至今未解脱，副主任张如屏、张建成都被当作敌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时的革委会没有委员，没有群众代表，只有上级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众性批林批孔运动的压力之下，水院内部产生了一点点新的变化：“为了领导好批林批孔运动，党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长常树荫任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看起来，要那些官员执行政策，重视事实和法律，如果没有外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实政策、改正当权派制造的冤假错案，都是逼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级官员趁着着“粉碎四人帮”的“东风”，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所谓的“揭批查运动”，把文革中间整治造反派的“两清一批”运动的衣钵延续下去，继续制造冤案镇压造反派：“抓捕‘四人帮’后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谓有牵连的人就是指那些积极支持与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干，所谓有牵连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与大的“揭批查运动”配合的同时，一些官员个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顺风车，水院当权派栽赃给造反派的“所谓‘批宫揪张’，实质上是某人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年代，只要把自己说成是被‘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举两得，既可打倒张建成，也可抬高宫雨屏和张茀承的身价。”“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进行逼供。”在文革前后，每一个运动都结合着着当权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运动都搞得有声有色，除了上头的号召和组织原则之外，各种私心杂念都得到搭顺风车的机会。

　　有意无意地给官员实现自身机会主义目标的空间，甚至在一段程度上诱导这些，反而是一些领导人巩固自身权力的诀要，这种上下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腐化堕落的加速器。从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学者希克指出：“只有当第一书记实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机关的根本利益时，他才能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企图进行一次违反官僚利益的政治变革，那么他迟早就要失败。”(〔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页)在中共高层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聪明人，邓小平废除四大、明确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刘少奇明确主张“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就是这种官场智慧的体现，反过来，毛泽东则逆官场潮流而动并预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