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又是一部对“谎言文革史”很有份量的证伪著作

　　第二个时期：是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导权时期

　　从水院的文革时间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产生，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对立的形势和内容，都内在地与当权派的倒行逆施有关。正是在省委和院党委领导运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附带后果——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坚定的对立面：“在广大师生中造成了派别差异，工作队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这为在以后的运动中形成派系斗争、特别是革与保的斗争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在后来发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过程中间：“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省委、院党委及省委工作队党委的当权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多数派则坚定地站在当权派一边，反对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动。于是，形成了群众中革与保的两派斗争。”

　　造反派的形成和壮大，肇始于对水院当权派“左派会议”安排的质疑，在七月遭到反击之后处于低潮，撤销工作组之后丁家显等开始写出公开信表示不同意见。北京南下学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联参观受到的鼓励，是少数派壮大的转折点，后来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和公布布“黑材料”以及为那些受打击的同学平反等关键环节，揭露和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争取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数派已经成为水院的多数，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水院的文革实践看，造反派特别是造反派的中坚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为省委和院党委所引导的倒行逆施的批评者身份出场的，换句话说，造反派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如果没有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没有老造反派的强烈批判意识;如果不是当权派对批评意见的残酷打击，就没有造反派发誓要与这一拨势力“血战到底”的坚定性。

　　当权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间的强烈批判意识，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这种批判意识的初步体现。随后，以张茀承为代表的当权派，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书记许道琦的同意之后，在七月份部署“反击”，作为这个反击部署的高潮就是：捏造罪名构陷大三学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参加北京国庆活动回校以后，少数派干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报，介绍中央领导讲话，介绍北京运动情况。二是组织召开批判资反路线线誓师大会。三是召开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会。这三件事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少数派获得了群众的好感与信任，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而多数派的领导人回校后无所作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脱离了群众，陷入了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张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给群众，而是在行政大楼偷偷处理，试图烧掉，结果被丁家显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抢出来公布布于众，结果造成“这对院党委、各总支来讲则是致命的一击。黑材料是党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铁证，从而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铁证。”

　　“从参加北京国庆活动返校到十二月底，经过三个月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揭露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执行资反路线线的事实，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复复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镇压群众运动，什么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什么叫两条路线线的斗争。一系列的事实使大家具体地看到了，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而教育了广大群众。”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全院师生看到了当权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中央政策、违反法律，而且以张茀承、李喜尔为首的权贵所操控的野蛮抄家和残酷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地步，就算是一向紧跟当权派的保守派也没有办法有效地为他们辩护，结果是人心离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优势。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趋于瓦解，形势变化不利于当权派。“保守派的‘大学校’从组织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转到了造反派一边。原来坚定的人，也开始怀疑省委、党委中一些人言论、行动的正确性，于是开始逍遥起来了。‘大学校’已经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斗争中靠边站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队伍壮大了，在斗争中组成了各种兵团，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战斗力的组织，掌握着着运动的大方向、主导权，控制了学校的宣传阵地(广播台与院刊)。造反派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都处于主导、主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