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汉水院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感悟

　　老田

　　【本文是对武汉水院张建成老师文革回忆录《岁月留痕》(该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读后感，首发于“六十年代”网站：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20】

　　用过多的谎言编撰文革史，从长期看来，消极后果越来越严重。每一部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在客观上都构成对党阀学阀联手编撰的“谎言文革史”进行一次反驳和证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下称“水院”)张建成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就是这样一部很有分量的证伪著作。

　　老田曾经为学习文革这一段历史，对张老师访谈过好几次，一度自以为对于水院的文革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一次拿到张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书稿，先后读了三遍，仍然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权力结构变化与文革运动起落的关系：每一次权力结构的变化都引起其后的运动走向变化。与许多高官回忆录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老师没有揽功诿过，而是严于解剖自己，对文革为什么失败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还就自己在改革时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评。

　　一、文革十年水院权力结构的六次变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主导文革的权力结构先后发生了六次变化，可以由此划分出段落分明的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省委工作组和党委联合领导时期

　　这一阶段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后两次派出李凤翔和刘真带领工作组进驻水院。工作组和院党委共同商定的文革运动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进行的，预备在学校师生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还秘密召开所谓的“六一三左派会议”，发动一部分学生预备搜集材料，预备把另外一部分学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水院的运动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而是向下横扫：“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党委领导，后由工作组、党委共同领导，矛头向下大揭大批，然后是省委工作队党委领导反右派，最后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破四旧、抓‘南下一小撮’，都是由湖北省委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群众。”(引自张建成《岁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引自该书)

　　这一阶段的成果是：“工作队进院有效时间约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这50天里，工作队与院党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师生员工中的右派，从摸底排队，发动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结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点批斗4人，各系、各部门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张庭英老师割腕自杀身亡，罗守琳老师跳江自尽，有个学生精神分裂了，被关到了武汉精神病医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等到党委和工作组“向下打击”这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扭转之后，水院党委张茀茀承和李喜尔等人设计了新的运动方法和方向水院在张茀承等人的操纵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员会，然后又成立了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继续体现省委和院党委的运动意图，违反法律和党纪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红卫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院内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活动，这时出面抄家的红卫兵是官办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在撤销工作组和公开发布布《十六条》之后，张茀承等人操纵成立“文革委员会”以及随后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学校里继续推行他们的意愿。不管是开始的“左中右排队”还是随后的“反击右派”、乃至于后来的抄家运动，以及在省委指导下的“驱赶南下一小撮”，都与中央公开的指导性政策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