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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顾秀林的反思:真诚深刻到位

2014-5-10 12:15|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5364| 评论: 0|原作者: 中华参考顾秀林 章峰|来自: 顾秀林博客

摘要: 回望和反思建国后创立的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模式,现在可以看出,只有它才是有可能制衡资本下乡侵略传统农业体系的那个制度模式,也是最有可能继承传统农业优点的现代组织方式。不幸的是,它已经被取消30多年了。本人现 ...
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顾秀林的反思:真诚深刻到位


“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重申了没有权势的穷人也应该有的生存权。但是,市场经济是今天的主流趋势,如果用市场经济的眼睛去看“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它只具有半个合法性——不是让市场全权负责解决食物的供给了吗?有钱吃饭,没钱别吃饭,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这样。但是“人民食物主权”和种子民主这两个命题被提出来,强调穷人特别是传统的小规模农民应该有生存权。这是一个反市场的命题,其背后的理由是:传统的农民特别是小农,对于人类的生存安全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这就是:他们手中握着农作物品种体系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平衡的前提;生态平衡是人类安全存续的前提。于是,被认为最落后、最不能为经济增长做出具体贡献的传统农业部门,现在被认识到,是最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的部门。

章:就长远战略而言,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顾:从长期可持续的意义看,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安全,需要一个市场以外的、先决的基础条件:在生物物种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农业安全的最终保证。粮食安全的保证,来自于农业的安全——倒过来说,只有保证农业安全,才能保证粮食安全:要实现和保证粮食供给量的安全,就不能没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兴旺的地球生态环境,加上一个传统农作物品种体系的多样性,为农业的安全“背书”。

章:请您再具体分析一下,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是什么?

顾: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创造和维护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个事实像空气一样存在,所以会被彻底误解,甚至完全被忽视。仅当21世纪的生物技术大公司试图垄断种子之时,当大公司有能力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实施垄断时,我们才看懂,失去作物品种的多样性是很容易的,并且已经快要实现;而品种单一和标准化的农业,是绝对不安全的。1845~1850年爱尔兰土豆因晚疫病而腐烂,导致总人口800万的爱尔兰饿死100万人,逃亡移民200万人。而造成土豆疫病爆发的唯一原因,就是品种的单一化;在土豆的故乡南美洲,“土”著人从不搞单一种植,所以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横扫天地的植物病害和大规模饿死人的人间灾难。

种子的多样性既是大自然的赐予,又是亿万农民的选育成果。从商业、现代技术、资本利益的视角去看小农手中的传统农作物种子,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保护那个很土的多样性,而且商业利益看到的是:只有消灭那个多样性,才会有种子公司的业绩和商业成功。在一个完全现代化和标准化的农业系统中,即使还有人想保护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市场经济的本性和商业化种子公司的本性,会引导它们去消灭多样性。

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长达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农业模式有非常大的合理性?

顾:完全正确。而且,多样化的种子体系和传统的小农永远是一体。哪一天传统意义上的小规模农民被消灭光了,这个农作物的种子体系的多样性,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定也会随之而消失。没有一个数量足够多的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传统式农民群体,农作物品种的生物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维持、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经济全球化中农作物的种子全面商业化和垄断化,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生存危险,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危险已经走近我们。在中国,虽然还有超过四亿农民,然而在种子公司的蓬勃发展面前,传统的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正在像三伏天的冰棍一样融化,几乎只剩一根棍了。

因此,承认传统小农生存下去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承认他们对农作物的种子具有天赐的民主权力,用国家政策保护他们的存在,是保证农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策。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一直令农业经济学学者头疼,其实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不亡之地的永久保障。美欧发达国家中99%的人口住在城市,1%的人当农场主、雇人开机器种地,几乎每一个人都通过超市买卖食品,一切产品都标准化,农业种子的生物多样性很低,长此以往是有危险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美国模式的现代化农业,全人类的生存就会面临最大的危机。

五、保护传统农业

章:为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业政策有哪些值得改进之处?

顾:从《改造传统农业》发表以来,农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流发展经济学,还是经济全球化,都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诠释了传统农业和小规模生产的农民。而且它们都不懂或者忽略了生态安全和农作物品种体系多样性的极端重要意义。受到这个有偏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农业政策的视野中,也逐渐不见了农民和农村社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问题,也基本上被忽略了。农业政策的决策思路不仅被资源约束论、市场决定论主导,还包含了更严重的“技术决定论”错误。国家农业政策的表述重点,几乎成了对特定技术的辩护,例如最近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都非常不适当地把争议极大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单挑出来,给予过头的政治支持。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项目,早已在国内院校院所甚至种子公司到处立项遍地开花、快马加鞭大推进,形势已经出现失控,而国家农业政策竟然无视其巨大风险,反而去给失控的局面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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