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顾秀林的反思：真诚深刻到位

莱斯特.布朗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是2008年。那一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超过4300万吨，粮食综合自给率勉强保持在90%。布朗向中国媒体说，中国除了应该继续控制人口外，还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提高水价，还是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用地下水灌溉维持农业产量，对于水资源稀缺的中国不利。这个仍属于资源约束论的设问，在逻辑上是有很大毛病的——难道提高水价就不用进口粮食了吗？——布朗的这次访问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布朗之问已经成立，而“布朗冲击”早已过去了。

非常不幸的是，从2008年后，中国粮食自给率一路下降，2013年粮食的综合自给率仅85%，创造了自开天辟地以来的最低记录。当年进口转基因大豆达到6340万吨，远超国内农作物总产量10%；进口其他粮食合计1500万吨上下。中国官方干脆把大豆从中国粮食的统计中删除了（根据新《粮食法》，中国农业统计中已经没有大豆这个科目），同时停止了对仅存的大豆集中种植区的收储和支持的国家政策。删除大豆科目这个新政策，轻而易举地提高了中国名义上的粮食自给率，改两个字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无需做任何努力，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又超过90%了。

章：如何认识中国大豆产业沦陷这个案例的警示意义？

顾：中国大豆产业沦陷的战略意义尚未充分展现：中国的农业安全已经被攻破了。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按2013年的产量排序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对照布朗之问，是不是能够说，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在养活中国？至少，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在维护中国人用油炒菜吃的烹饪传统？再问，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养活中国吗？如果大豆从此在中国不算粮食了，布朗之问是否可以算化解掉了？按照现在的农业政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进口玉米的数量预计还会继续扩大，扩大到某个一定程度，中国是否会把玉米也从粮食科目中删掉？反正玉米绝大部分是用作饲料、燃料和工业原料的，并非直接做食物。

章：“布朗之问”似乎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有没有有效的解决框架？

顾：从“资源约束论”出发，预设“中国将养不活自己”，以市场决定论为依据提问：“谁来养活中国”——“布朗之问”的框架，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农民、没有农村社会，也没有农业技术体系的框架，他虽然是研究生态的学者，然而他的农业框架里并没有生态因素。他似乎在暗示，农业可以像工业一样干。这恰好是美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套路。布朗之问提出的真正问题是：中国能找到一个根本上不同于美国的、安全而且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吗？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的，但一定不是规模化、标准化、转基因化，而是正相反。八字宪法是现成的技术模式，新农村、因地制宜，都是熟知的经验，“与时俱进”也是必须有的。更重要的，是清醒的认识和对历史走向的把握。

4. 种子民主和食物主权

章：您认为，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框架来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农业危机？

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农业日益被改造了，在食物生产上，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了，食物的供给却越来越不安全了。全世界对粮食安全（供给量安全）的担忧，一年比一年更沉重了。与此同时，全球的那几家最大的跨国种子公司越来越强大了，种子市场越来越发达了，跨国跨越大洋的大规模种子贸易也蔚然成风了。粮食和食品公司都越做越大，农业技术越来越现代化和标准化，但是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得不到改善，问题反而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与市场大趋势和主流发展经济学话语相反的话语、话题开始出现了。最强有力的设问，是食物主权和种子民主。拉美的农民组织“农民之路”，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人民食物主权”理念；2008年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中，首次出现了“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 一词。该《全球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邀请数百名专家，历时数年磋商研讨而成，对食物主权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同年，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并签署了《人民食物主权宣言》。 [4]

章：在当前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背景下，“人民食物主权”理念有什么样的意义及价值？

顾：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本身来自底层，它所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模式和相关理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如中天之时，这个设问本应属于“政治上不正确”，却居然在资本主导的、如洪流一般的全球化中，在利益垄断日益成功的大局中，得到了多方回应，甚至逐渐被更多的社会阶层认同，进而开始有实力对抗主流话语了。这决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从被改造了的传统农业和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农业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带有很大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