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顾秀林的反思：真诚深刻到位

绿色革命的高产良种的推广，不可避免地扫荡了曾经具有无限多样性的人类农作物品种体系。以中国的水稻品种为例，杂交稻大规模推广前，中国每一个种植水稻的省份、县份甚至乡镇，都拥有自己的地方性水稻品种系统，例如在云南的一个乡村里 [1]，目前正在恢复零星种植的老谷种就有八个之多，这还只是已经消失了的老品种系统的一小部分。在大规模推广杂交稻之前，全中国的地方性水稻品种有数千种之多，现在已经消灭了90%，仅剩几百种了。

绿色革命技术体系的另一面，是化学投入品：高产良种喜水喜化肥，只有大量灌溉加大量施肥才能高产。化肥是商品，需要用钱去购买，灌溉水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杂交品种的单一化，还导致了农田环境生态失衡，造成病虫害多发，必须用杀虫剂、除菌剂等化学物质来控制农田的生态环境。对美国农业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农业技术模式的影子。

章：中国现在每年进口钾肥600万吨，而且国际钾肥供应垄断化趋势日益加强，中国进口价格一直很高，一定程度上已经有点受制于人。第一次绿色革命还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顾：与传统农业的技术路线做个对照，应该看出，绿色革命的技术路线不是顺应自然，而是对抗自然。单一的杂交种子都是标准化的，多样化的农田环境不适应种子了，于是就改变农田环境去适应种子。而传统农业育种技术的根本，是以生态环境条件为出发点，培育适应环境的种子，使子和环境相互适应。

借助化学投入品的应用，人工控制田间条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持之以恒地走下去，绿色革命的技术路线的谬误就显露出来了。例如今日中国单位面积耕地上使用的化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农药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都严重地超量，就像染了“毒瘾”一样。还没有全面实现所谓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已经需要“戒毒”了。

章：的确，化肥、农药的使用，对全世界生态安全的威胁是很大的。但获利最大的似乎不是农民，而是那些跨国农资公司。

顾：绿色革命搞了半个世纪后，传统小农手中掌握的农作物品种的无限多样性，已经快要被消灭光了——以中国的水稻为例，消灭了90%。从农业安全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可怕后果——人类在地球上安全生存的最终的保护网，是生态平衡；而生态平衡来自物种的多样性。从资本和种子公司的角度看，“稀缺性”是开辟种子市场的必要条件。只有拿走农民手里的农作物种子，种子公司才会有市场有销售业绩，绿色革命开创的标准化种子的主导地位才能维持下去；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越稀缺，种子公司手里的种质资源的价值就越大。种子公司要兴旺发达，种业要“做大”，完全靠市场。种子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首要条件是存在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种子市场完全不害怕生物多样性被消灭。

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在绿色革命之前，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跨国的大型种子公司这种东西。

章：美国向全世界推广其农业现代化模式，看来问题很大。

顾：绿色革命以来的进程表明，传统农业的确被改造了，继续改造下去，小规模的传统农民有可能被慢慢地消灭。这将是一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各种非农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没有抗拒这个进程，这个进程的后果——消灭小规模生产的传统农民，今后可能会在各种层面和各种程度上，被社会逐步接受。

改造传统农业的最终目标，如果是实现美国农业的现代化模式，那么从理论上讲，全世界今天还存在的好几十亿农民被逐步消灭掉这件事，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消灭传统小农，将会危及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和人类的安全生存。这个道理却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次绿色革命革命带来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第二次绿色革命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章：第二次绿色革命具体又是指什么呢？

顾：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是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规模化、标准化基础上再进一步，用转基因技术开发新物种、用于商业化的农业生产。1996年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在美国正式开始商业化种植，1999年美国开发署宣布：第二次绿色革命正在到来。[2] 转基因的育种技术（现在也叫分子育种技术或者生物工程技术），目的是培育农作物的新“物种”（新物种和新品种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概念），表达抗虫或者耐受除草剂的性状。同第一次绿色革命一样，第二次绿色革命即转基因技术，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势力集团发起研究、创造和推动的。掌握了转基因技术核心与种子专利的，是四大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杜邦，先正达，拜耳；它们创造出来的种子系统更加标准化，种质也更加单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