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顾秀林的反思：真诚深刻到位

章：这种以促进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纯市场经济理论，存在什么问题？

顾：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说，封闭而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只要能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这个视角下所设想的发展，就是扩大现代部门、缩小传统（农业）部门，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理论讨论中,提出了一个“反哺”问题，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和城市应当给农业提供资金支持，“反哺”。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总的来说，这个发展经济学模式，虽然有很多出色的观察和思考，却仍然是一个偏袒工业部门、轻视农业部门的模式，当预想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进展的时候，对农业和农村常会意味着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对农业部门的反哺是否会有，则是取决于更多的其他条件。

的确，传统农业部门和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一样，都是永远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但是资本驱动的、市场导向的农业发展路线，是否能够使传统农业实现建设性发展，是否能使农业长期可持续、永远可持续？最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是在这里，而不在于农业是否能够充当“经济增长的源泉”，即产生足够多的利润。

二、两次绿色革命

章：上述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在二战后的绿色革命中得以具体实践。绿色革命的背景是什么？

顾：食品供给的总产量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二战后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和平和人口的史无前例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食品供给不足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食物的供给安全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绿色革命是对食品供给不足的一种回应。

这个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事件，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从1968年前后冷战氛围尚存的时期开始，以印度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为主。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和推动的这个绿色革命项目，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方向的进程。领导这场绿色革命的机构，实际上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

章：美国的这两大基金会具体是如何推行绿色革命的？

顾：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建立了两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国际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一个是位于墨西哥的国际小麦玉米中心, 另一个是位于新加坡马尼拉附近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改良农作物品种的第一笔投资，用在了水稻和小麦上。杂交育种获得了很大成功，农作物的产量明显地提高了。第一次绿色革命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1. 杂交育种技术：以杂交技术为手段育成了高产的矮杆小麦、矮杆水稻新品种等；农作物品种体系趋向标准化。2. 大量应用化肥农药，进行灌溉；农田环境人工化。3. 农村经济市场化、商业化：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被改造为商业化农业；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保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是为了到市场上去销售，过去大部分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自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现在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

仅仅有了高产的种子，并不能保证高产。新品种高产是有条件的，高水高肥和化学农药，是杂交新品种的必不可少的配套技术。

章：您认为，如何总结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功过得失？

顾：绿色革命的目的，也可以归纳为“改造传统农业”，即同时从技术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第一次绿色革命，在农业技术方面实现了革命：农作物品种杂交化、矮杆化和农业生产化学化。在农业社会的经济关系上，绿色革命把立足自给的传统农业推向市场——高产的杂交种子来自种子公司，化肥、农药、灌溉水都来自市场。在一个食品供给不足的时代，一些缺粮的国家提高了粮食产量，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粮食自给。为此，第一次绿色革命被定格为巨大成功，从来很少受到批评。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开发和推广的高产杂交稻，也被归入这场绿色革命、被视为绿色革命的成果。因此绿色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用上述方式和手段改造传统农业几十年，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半个世纪过去，媒体和学界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章：您认为，应该怎样反思第一次绿色革命？

顾：我们至少可以从技术路线和经济模式两个角度来反思一下。绿色革命的良种技术，是很少的几个大机构（甚至同一个科研机构）培育出来的，所用的技术手段是杂交。在极短的时间内杂交品种被推广到了非常广大的地域中。在此之前，地球上的农作物品种体系，曾经有过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多样性，它们都历经了千年万年的培育和演化，是地球上各国各地的农民用最古老的定向优选方式培育出来的。农作物的品种体系，是从属于各地气候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一个生物子系统。传统的农作物种子系统高度地适应地方性条件，并常规性地处于某种平衡的稳定状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良性状态。但是，传统的品种体系产量有限、提高产量的速度缓慢；在杂交的高产良种面前，传统品种体系显得没有任何优势，几乎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