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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村>14年后终于有了中文版: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2014-2-9 07:47|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5686| 评论: 0|原作者: 高默波|来自: 高家村

摘要: 《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 ...
<高家村>14年后终于有了中文版: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入多与投入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入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入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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