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档案解密：谁是印尼1965、66年百万华人大屠杀的共犯

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其中认为印尼“正处于经济混乱之中，但它的发展潜力雄厚。美国的出口业者和英国同行一样，相信只要印尼的经济情况得到控制，就将会是一个商机无限的市场”。　　 

在美国国务次卿乔治·鲍尔看来，印尼“对我们而言可能比越南更为重要”。当时美国正大幅度强化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则指出:“印尼问题关系到一亿人口、庞大的潜在资源，以及战略位置重要的群岛链。”　　 

美国在印尼与越南的当务之急殊途同归。这就是不让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站稳脚跟，因为它会威胁西方的利益，而且这会使得其他地区也起而效尤。　　 

苏加诺总统在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与西方的想法格格不入。 1964年，几家英国企业在印尼的分公司被雅加达当局收归国有。当苏哈托坐上总统宝座后，英国外相曾对一名印尼陆军将领表示：“我们很高兴贵国政府已经决定，让印尼的英国企业物归原主。” 　　 

1965年印尼10月动乱发生的前一年，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致电美国政府表示：“我们在印尼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印尼政府的策略。他们刻意要将美国与英国的势力排挤出东南亚。”鲍尔也在1965年3月说：“我们与印尼的关系即将破裂。不仅美国商人经营的橡胶工厂遭到接管，美国的石油公司也危在旦夕。”　　 

一份上呈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报告指出：“印尼政府主导基本工业、公用事业、国内运输与通讯等，民营企业有可能因此而消失。所有外资企业也必须签订某种产品与利润分享协议。”　　 

整体而言，“印尼当局已经明确表示，其经济发展要追求‘立自主’，摆脱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　　 

这是一项严重的威胁，必须予以消除。第三世界的发展一定要完全由西方国家来控制和操纵，绝不能够自己当家做主，这也正是美国与英国外交政策的本质。解密档案对此不时透露端倪。　　 

美英宣传体系经常以冷战为由，替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这种可怕政策寻找借口。就印尼问题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本土的民族主义。英国政府十分担心“共产党与极端民族主义死灰复燃”。一份美国政府的备忘录推测印尼共产党未来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效法苏加诺，强调印尼的国家利益高于北京、莫斯科或者广义的国际共产主义。”　　 

真正的危险在于印尼可能会从此一帆风顺。美国对许多国家的政策都隐含着这种恐惧。柯尔克与诺姆·乔姆斯基对此论甚详。 　1965年9月1日　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认为，印尼共产党积极“动员并团结印尼全国……这些行动一旦成功，印尼势将成为低度开发国家的典范。让共产主义再下一城，西方的形象将遭到严重打击”。印尼的关键在于没有耕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占了印尼贫民的绝大部分）以及广义的土地改革。后者是乡村与小型城镇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英国与美国都认为，印尼共产党是无耕地农民与贫民的代言人。　　 

英国政府一直积极与苏哈托建立良好关系， 30年来始终如此。当大屠杀开始一年之后，英国外交部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向印尼当局表示，

我们期望两国关系迅速恢复正常。”伦敦当局热衷于与印尼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并提供协助，而且对新政权表达“善意与信心”。英国政府官员与印尼新任外交部长亚当·马立克举行了会谈，讨论“我们期望两国之间发展出的新关系”。外交部一份内阁会议简报认为，英国“应尽其所能地与印尼重修旧好，帮助它重返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就我所看到的，这些档案完全没有谈到与印尼新政权打交道的道德问题，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似乎根本无足轻重。　　 

英国外相史德华在自传中回忆，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他访问了印尼，“与印尼外长马立克相谈甚欢、取得谅解”。他还形容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显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的和平稳定”。苏哈托政权虽然“像苏加诺政权一样严酷残暴，但是没有侵略性”。 1977年印尼蹂躏了东帝汶，马立克是雅加达当局的头号辩护人。据报道，当年他曾说过：“东帝汶战争可能死了五万人到八万人。但这是战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