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真的如某些人说得那么好吗？谁能来回答这几个问题？

 大致说来，这些陈年旧事主要有如下几件。

 众所周知，一部短暂的民国史，从一个侧面看就是一部老百姓的造反史(当然其中主要是穷人)，层出不穷的造反暴动把天下搞得鸡犬不宁，不管民国政府费了怎样的九牛二虎之力，就是压不住造反的烈火，铲不尽反叛的暴徒。仅以大别山这个地方为例，大革命时期农民造反，1927年发生黄麻起义，起义之后发展成了红四方面军，国民政府费劲把红四方面军打跑了，此地又接着兴起了红25军，红25军又打跑了，这里又兴起了红28军，红28军抗战接受改编走了，这里又出现了新四军第5师。有人不仅要问，这里的人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却一定要提着脑袋造反呢?

这是令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治下，富人勤劳致富，是那么善良，那么扶危济困(他们直到今天还到处宣扬当年的富人是如何周济穷人的);国家政治走向现代化，是那么地民主开明(他们直到现在还醉心于当年的国会与宪政)，朗朗乾坤、昭昭白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造反呢?难道他们都活得不耐烦了吗?

这件问题，不但当时的民国政府没搞明白，就是现在，那些民国的孽子遗孙们还是没能搞明白。

当年在中国造反的不只是基层百姓，领头当骨干并起号召引领作用的都是些知识分子，有些还是大知识分子，他们把共产主义学说当信仰，在中国闹起了革命，最后葬送了“可爱的”民国。

中国真的能建设成共产主义吗?

不要说过去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现在，拥有如此经济技术条件，中国离建设共产主义也遥不可及，所以，正面地说，共产主义目标远大，不客气地说，实在是遥遥无期目标渺茫。

这样的道理，如果说普通老百姓不懂得、不明白的话，难道那些知识分子也不明白吗?特别是其中的有些人，或者书香世家，或者名门望族，个个儿锦衣玉食、身家巨万。可是，他们偏偏像中了邪似的，疯狂地信仰起共产主义来，打出了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旗号，并以此为精神武器在中国掀起革命。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问题大论战中，这些“歪理邪说”居然还占了上风，最后弄得神州陆沉、华夏沦丧。

他们为什么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信仰了呢?而且还信仰的那么执着、那么坚定、那么超越生命?这其中的道理，至今仍然让一些人想不明白。

直到今天有些人还为当年蒋公败给毛泽东而愤愤然，他们说，这不是蒋公无能，而是共产党间谍太厉害的，南京国防部的作战计划蒋公还没看到，却已经摆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样打仗，怎能不败!

这故事还真不是笑话，这是真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更加清楚，国民党的政党、政府、军队，从上到下都有共产党的间谍。以南京长话台为例，解放战争时期南京民用电话交换台的接线员几乎全是共产党的地下党，而军用台接线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下党;再以国民党的国防部为例，当时国防部的高官中，作战厅长郭汝瑰是地下党，战史局局长(到台后升任副部长)吴石是地下党，至于中下级军官中的地下党，更不知有多少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共产党内安插间谍简直难如登天，基本上没取得什么成绩。可以说，在谍战上，国民党蒋公是输得一塌糊涂、十分干净。

但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国军高官享受着蒋公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为什么要甘心为共产党效劳呢?如果说共产党有更多的金钱金钱收买、更靓的美色诱惑、更大的高官拉拢也就罢了，但共产党穷得叮当的，什么都没有，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些人呢?

这也是一些人至今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学潮给国民政府究竟带来多大的麻烦，大概一个故事可资证明。据说，逃到台湾的蒋公，只要别人一提起当年的学潮就勃然大怒，粗话脱口而出“娘希匹”!

但是，现在大陆公知们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描摹民国时期的大学是多么包容，多么体现大学精神。在他们的描摹下，那时的大学才堪称是人才的摇篮、学术的圣殿，相比于那时的大学，今日中国的大学简直就是垃圾，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里面就又出矛盾了。既然民国大学培养人才是如此得法，可为什么当时的学潮却一波连这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呢?当时的学生运动对国民党政府的冲击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民党不得不多次以武力镇压，并为此背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恶名，弄得焦头烂额、里外不是人。

这又是一件一些人至今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如果一个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在中国的语境下，那是非常窝囊的。同样，一个政权，如果最后连丢掉政权的原因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也同样是非常窝囊的。这个道理，上升到历史认知的高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古今之变”都是大道理，但大道理寓于小事例，上述几桩就是小中见大者，没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就意味着还没有摸到“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大道理的边。这大概是一种令人可怜的、深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