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农业低谷不在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 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这是中央财经小组在1962年春天对农业困境的描述。现在居然成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已经走出困境了。

1961年农业的失败使各地陷入严重困境，严重缺乏粮食，加上刘邓的下马风对地方工业不是适可而止地缩减，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不允许地方办工业。首先摧毁的是地方煤矿和铁矿等，不但造成了地方工业大幅度下降，支援农业的工业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也被大批摧毁。而且牵连了中央的大工业也大幅度下降，如上海的煤炭正面临着断档，正在建设的中央大工业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所以各地和刘邓集团的“中央”矛盾也尖锐起来。邓小平就抱怨，中央指示不灵了，地方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讲志气。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强调集中统一。不然就是被困难吓倒了，对前途没有信心，没有希望。同一天听取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指责地方斤斤计较，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邓小平认为要召开一个大会统一思想、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刘少奇也这样认为。

如何对待邓小平这些话是一回事，不是本文主题不与分析。不过京、津、沪面临断粮总是极严重的危机，国家手中外汇不多，既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有外汇也会遇到禁运和封锁。所以也不能不向地方要。可是各地都在大叫困难。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决定第四季度上调32亿斤。到11月中旬一半时间过去只完成20％略强。京、津、沪全面告急，随时可能断粮。1962年征购任务也没落实。进口粮食几乎用了所有外汇。因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820亿斤，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可是下边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无奈，1961年11月10日邓小平专门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落实。他提出：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首先就要整这条。9月决定上调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大家努力完成。各地干部面面相觑。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任务，下属也处于极端困境要和他们讨价还价。久久的沉默后，一个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表示同意中央决定，但要求减少自己的任务。最后邓小平决定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征收粮食。

那时北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200多个地区，即使加上随行人员也不过几百人，可邓小平要他们进京开会各自带食品，北京不能供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确凿是唯一的一次。李先念也说：首先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注意！]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有人形容当时的粮食问题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可修正主义集团居然说由于“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力挽狂澜，1961年情况已经好转。不知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呢？还是别有企图？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他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他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可是邓等居然说这次会议是刘少奇召开批毛的？？？！！！

几年里毛主席的讲话和文件经过认真检查公认为没有错误[注意！]，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另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问题累累成了众矢之的，只好写了个检讨。现在这两个文件都被封杀。

11月16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会议宗旨。通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明确提出：要搞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与会者一看就知道，这次会议是为了征购，向地方要粮食。这正是当时处于极其困难之中的证据，可现在他们竟然说“三自一包”已经力挽狂澜。

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在会上受到了地方同志的反对，在毛主席主持下，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不在粮食征购上大做文章，后来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得到了地方同志的拥护。

叙述和评论七千人大会的过程不是本文目的。这次大会主要还是批评和最后清算刘邓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原本没有准备批判“三自一包”，安徽组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制”完全自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