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农业低谷不在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 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以小得多的受灾面积却有高得多的成灾面积，这正说明了下马风对水利的破坏和“三自一包”对抗灾救灾的严重破坏。抗灾救灾面积只有6559万公顷，只有大跃进三年的69.4％。这一数字和解放前比、和历史上任何朝代比、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比，和复辟以后比，还不算很小，这正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仍然部分存在，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结果。比如：安徽1961年粮食跌到了低谷，还大大受惠于大跃进。仅仅大跃进修建的淠史杭工程就灌溉了12.33万公顷农田，增产粮食20.254万吨，不然灌区粮食产量将不到15万吨，安徽的粮食产量也将再下降3.22％。即使“三自一包”风正紧时，人民公社也还部分地起着抗灾救灾的作用，大寨就是典型。1962年全国的农业极其困难，大寨大队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774斤，比1952年的237斤猛增了2.27倍，年递增高达12.5％。从1953年到1963年的十一年中，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两千斤。原因正是大寨大队坚决不搞“三自一包”，依靠集体力量，把穷山恶水土地薄，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1962年底焦裕禄到兰考后，也是组织群众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抗灾救灾，使得兰考从先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后是“三自一包”的严重破坏下造成的饥荒中走了出来。

所以说，我国经济最最困难的时期根本不是大跃进，尤其不是1958年，而是1962年，尤其该年上半年。

实际情况比改革开放当局公布的数字更加突出。以后有机会我将写作一篇文章，用另一只反共分子透露的材料证明邓的统计数据都是经过严重篡改过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加上牵涉到了刘邓集团的罪行，所以他的文章被封杀，本人下载赶了个末班车，第二天就少了一篇，第三天就全都不见了。）比如粮食产量，虽然不是刘邓1958年说的翻番，也不是1959年公布的5000亿斤，但也不是他们现在公布的4000亿斤，而要高一些。1959年、1960年也是大大压低了的。而1961年既有地方抬高也有地方压低，压低量比1958年和1959年少。因此1961年的实际减产和困境比上面的数字反映的更严重。比如“责任制”的安徽省，大跃进三年粮食产量都比邓的数据高。1960年为150.48亿斤，比邓宣布的134.92亿斤多15.56亿斤，而1961年只有121.75亿斤，比邓公布的125.8亿斤少了4.05亿斤。这一进一出就是近二十亿斤。1961年和1960年比，安徽粮食产量少收了28.73亿斤，而不是根据邓数据算出来的9.12亿斤。对安徽人民来说，近二十亿斤意味着每人每年少吃六十多斤（原粮），人一年能够相差六十多斤粮食吗？

尽管有这些篡改，根据他们现在公布的数字，我们还是得到了如下结论：大跃进的1958年是大灾之年得丰收，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是农业的低谷，下马风与“三自一包”是造成困难的最最主要人祸，安徽推行“责任制”1961年继续减产跌破了解放前，李井泉推行三自一包问题更为严重，等等。对数字的篡改改变不了最后的结论！！！金辉之流居然说可以做得“天衣无缝”？

现在我们再根据邓当局提供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制一表格如下：

　　表五：邓当局提供的人口和粮食产量

　　年份　总人口 粮食产量 人平粮食

　　　万　人　 亿斤　　 斤

　　1956　62828　3855　　613.6　创历史最高水平

　　1957　64653　3901　　603.4　由于人口夸大500万，实际应该在608斤左右

　　1958　65994　4000　　606.1　超过1957年水平。

　　1959　67207　3400　　505.9　超过1963年水平，接近于1951年。人口粮食都有造假。

　　1960　66207　2870　　433.5　人口如6.87亿，人平417斤，粮食以3000亿斤算，436斤。

　　1961　65859　2950　　477.9　邓也承认人口负增长，实际总数当缩小了，人平应430斤左右。

　　1962　67295　3200　　475.5　由于缩小1961年人口，可笑地低于1961年。

　　1963　69172　3400　　491.5　低于1959年水平，糖果水产品仍低于1959年

　　1964　70499　3750　　531.9　比较可信，远低于1958年。

　　1965　72538　3890.6　536.4　比较可信，仍远低于1958年。

根据这个表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年人民生活情况和饥荒及人口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