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从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就要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此也总是要把我国的困难时期尽量往前挪，甚至造谣说1958年就是饿着肚子大跃进。
如丁杼说：四川“1958、59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103万、257万”完全是谎言。我在四川，而且就在饥荒最严重的南充专区，前面已经说过人民群众对李井泉和南充的代理人卫广平恨之入骨。对于饥荒我问了许多人，一般反映是1958年不但没有什么人饿死，而且食堂里粮食多得吃不了。拙荆就在南充最穷的县里。那个时候她们饭吃不完，又不能倒掉，于是一些小伙伴们想办法悄悄地把剩饭弄到灰堆里去和灰尘拌在一起。这当然是粮食浪费，是邓小平的忠实走卒李井泉“敞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的，但反正1958年没有饥荒。1959年一般反应也没什么饥荒，少数人反映该年春天食堂粮食供应不足，那正是“敞开肚子吃饱饭”的恶果。但夏收后就好转了，此时“敞开肚子吃饱饭”也早就被毛主席担着风险制止了。真正的饥荒以1960年和1961年最为厉害。四川各地情况也不同。比如南充专区的西充县情况相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但我问到的人还是没有真正亲眼看到饿死人。和西充相邻但不属于南充专区的射洪县和蓬溪县情况就好得多。原因正是那儿的领导不像南充的卫广平那样忠实追随李井泉。邓小平上台，卫广平和李井泉一起平反。1962年四川情况有所好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1961年“三自一包”粮食增产，而是中央知道了情况不但不再调出粮食，反而调入粮食的结果。真不知道丁杼的103万、257万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他说的四川“每八个人就饿死一个”绝对不可相信。正常的四川人根本就没有看到，也绝不会相信。
也正是从复辟资本主义、给外国当殖民地的卖国需要出发，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又尽量为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下马风开脱，硬说正是搞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我国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才出现好转。甚至把搞“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刘邓集团捧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历来造谣说，1961年我国（农业和粮食）形势已经好转，1962年更是好得不得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最最困难的是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这是不争的事实。本章下半部就会说明我国的农业不是在大跃进，而是1961和1962年达到了低谷。1961年农业是基本失败的，尽管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集中力量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灾害也比1960年小，农业却继续下降。1962年秋天粮食回升，完全是毛主席对刘邓“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反击的结果，其他一败涂地，而1962年气候显然好得多。
据当时的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在《史海钩沉：1953年来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的24年》里说：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庐山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带着一批省市委书记，由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在省委举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纷纷向敬爱的总理敬酒。总理笑着说：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个条件，干一杯酒，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一亿斤，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