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民：文革——我们并不是被利用的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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