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是毛主席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