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大饥荒和大跃进研究中的学术陷阱

　　分析农民的口粮问题为什么要甩开粮食部门的征购数字确定机制，例如1955年开始“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显然，从统购统销之后，粮食系统成为一个中介，向农民征购粮食，同时向非农人口供应，农民的粮食产量中间留下的口粮比例，是减去征购数量之后的余量——这是确定农民口粮数量的主要机制，是起关键作用的因子。研究如果选择性地遗忘粮食部门如何确定征购数量的机制，把这个决定因素甩开，寻找其他零散起作用的因子做相关分析，这些零散因子加起来影响了总征购数字的多少百分比，恐怕不会很高吧。

　　王绍光：民国时期很多重要的数据应小心使用，对拿来就用我是非常有疑问

　　统计如果存在误差的话，我们要问，误差在不同时间幅度是否差不多？如果是差不多的话，那么有没有误差其实意义不大。大量估算，实际上做不到十分精确。能不能说误差在50年代往一个方向走（如夸大），在另外一个时代，偏往另一个方向（如缩小）？这个我非常有兴趣！大家都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准，但是一般人认为它的数据在描述趋势上没有太大错误。这个基本假设是，误差的形状在时间分布上没有发生变化。

　　我回到昨天讲的解放前后的死亡率，有一项研究被不少人引用，这就是金陵农学院巴克教授二三十年代主持的对农村的调查。1982年，我写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就是批评他的数据。我拿他的数据与国民党地政研究所的调查进行对比，一个县一个县比，结果发现巴克的数据存在严重偏向，掩盖了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巴克用的是金陵大学学生暑期回家做调查而得出来的数据，而金陵大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他们调查的对象也许以其亲友为主，少有真正的穷人。这样的调查结果一定是有问题的。巴克那个数据弄出来的死亡率比较低，约30‰。后来有普林斯顿教授在1976年对巴克的数据做了重新估算，死亡率提高至约42‰。所以，民国时期很多重要的数据应小心使用，对拿来就用我是非常有疑问的。

　　另外一个是日本人“满铁”的数据，用的人非常之多。我对它产生疑问是因为1986年我到河北束鹿调查当地的种植模式变迁——到底是种棉花还是种小麦？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当地政府完全配合，但我得到的数据比不上满铁的数据。满铁30年代也在束鹿进行过调查，包括种植情况，数据非常之详细。但我一查，满铁的调查人员只到当地去了一周，他们怎么可能得到比我一个月调查还多、还细致的数据呢？我想这必然有造假的成分，但很多研究论文依据的还是满铁的数据。

　　再比如说，经济学研究往往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并基于这套数据得出很多广为人知的结论。但我听到有经济学家批评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数据库，误导了大量只知道如何用数据却不过问数据从哪里来的学者。我之所以讲上面这些例子，是为了警戒自己，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数据，要知道数据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对数据的真实含义有确切的理解。

　　老田：对重视档案、高层官员思想偏好及权力中心决策提一点修正意见

　　刚才听李公明老师介绍科尔奈，我很有感触。我是1986年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我们寝室八个人，买了好几套《短缺经济学》，当时科尔奈基本上被视为“最高学问”了。科尔奈对党中央影响更大，短缺经济学里面很著名的词汇，比如预算软约束、父爱主义。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父爱主义，要把预算约束硬化，这就是在国企改革中间推行承包制：给企业定下各种承包指标，盈利多少，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可以进行承包，例如按照一个百分比下降。还有对企业资金“拨款改贷款”，企业上缴“利改税”等等，中心思想就是贯彻科尔奈说的那两条主要内容。后果如何呢？至少从企业盈亏数字看，国企的效率是越来越差，到1996年和1997年，全国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连续两年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全局性亏损，此后就是朱镕基的新思路“国企三年脱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进一步的私有化过程了。怎么解释国企的盈利数据下降，跟科尔奈思想指导下的改革设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个重要的工作没有看到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