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红旗文稿》撰文:反“国资一股独大”之风该停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司控股者股权超过50%才是“一股独大”。但是，围绕这种“标准”的提问是：这就一定不好吗?多少年来，国内外这种绝对控股的私人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不是也存在吗?这既有利于实现大股东利润最大化，也与实行职业经理人并行不悖。顺着这种事实的逻辑看，国有企业保持国有资本在50%以上的“一股独大”，是不是也有利于全民财产和利益的“最大化”?至于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那确实应当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问题却被高度淡化和边缘化了。

　　2.全世界企业的股权结构模式是多元的，没有“普世标准”。首先，在美、英等国那些股权结构相对偏于向个人分散的“经理资本主义”公司中，其“法人治理结构”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成绩，也有阴暗面。例如，操纵董事会人选和议程，不合理的管理层超高薪酬，注重个人目标，损害中小股东权益，“内部人”甚至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违法违规经营等。此外，政商勾结也是家常便饭。曾被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公司”的安然公司欺诈丑闻就是前车之鉴。华尔街则既是金融界“经理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聚集地，也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策源地。

　　其次，在德、日等国家那些股权结构相对偏于集中的公司也有很多是治理规范且有效率的，并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且历史悠久，乃至学界有人说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与“美英模式”不一样的“德日模式”。国内中产阶级耳熟能详的德国宝马、法国欧莱雅、路易·威登等都是“一股独大”的家族公司。日本大型企业集团曾闻名遐迩，前身多是家族企业。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监管下搞股权分散改革，但后来形成的也是相对向法人集中的股权结构。在1990年代日本的股权结构中，法人占有比重高达69%，其中金融机构持股比重为45%，私人占有比重不到24%。进入21世纪后日本公司股权结构有些变化，但相对集中状况如故。

　　第三，全球“一股独大”并绩效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屡见不鲜。所以，从学理上评论，对于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才能产生最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提高企业绩效，才能保护股东权益，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实践中找不到“普世标准”。

　　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很多文献也显示，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国际比较研究证明，不存在普适性的最优或合理的股权比例结构。在股权高度集中或高度分散的模式中，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可能受到损害，也可能是无损害或少受损害;而企业绩效也是千差万别，并不一样。因为，股权结构毕竟只是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诸多因素之一，还有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国际环境等其他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使各股东均匀持股并适度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绩效的努力，实践证明往往是脱离实际的。但如果非要对此给一种说法，那就是：如同我们选择鞋子一样，合脚的就是正好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以股权偏于集中的德日模式为例。在德国特殊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允许工人和工会在公司治理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有利于促进一些经济平等和企业效率，这引起了一些追求平等的美国学者的赞同。日本大型企业集团法人交叉持股(包括银、企相互持股)特征明显，股权相对集中，政府的积极干预也明显影响着公司治理。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曾一度引起了“日本收购美国”的梦幻泡影。但是，德国和日本的这些做法在美国却不通行。今天，有没有第三者能另辟蹊径，结合自己的国情在这些不同模式中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这确实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再以股权偏于集中的国有企业为例。2011年斯蒂格利茨在批评欧美私有化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股权集中的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持续高效运营，甚至比私企同行还好。他这样写道：“即使在国有企业持续高效运营时，私有化的推动工作也一直在进行。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照样敦促韩国将其私有化。美国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项目的交易费用比任何一家私有企业都低很多，可共和党人还是要将其私有化。欧洲也不例外，如法国的国营电器公司就面临着私有化的压力，尽管私有化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成本不会降低。质量(可靠性)也难能提高。头脑单纯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私有化的动因之一。这些意识形态偏见既无理论根基，又缺乏经验数据支持。……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斯蒂格利茨为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所写序言，该书第3页)

　　至此，全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的诸多事实和理论分析再次提示我们：政府部门在设计完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时，要有广阔的全球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