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中（资料图）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陈云传》等重要领导人传记，影响深远。在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等领域都有重要著作。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写这样大部头的学术专著

问：十一假期， 我认真拜读了您这部百余万字、四卷本的厚重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书中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为什么要下决心写这么厚的一部书？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问：20世纪的历史，既包括近代史，也有当代史。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您是怎么考虑的？

金：确实，有朋友也曾劝我不要写这部书，理由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过。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致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问：您潜心研究历史这么多年，如今又写出这样一部20世纪中国史专著，您能否先宏观地概括一下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学说变为现实；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当这个世纪来临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大举侵略中国，直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亡国的阴影一直像噩梦般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在很长时间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中国的经济文化那样落后，中华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没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经过半个世纪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重重困难和曲折，中国人终于站立起来，以独立的姿态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这以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经过种种困难和曲折，到二十一世纪到来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今天，它已毫无疑义地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问：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个变化是怎样实现的？这中间有哪些关节点值得我们重视？

金：这个变化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间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如何看待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问：在您所说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之前，曾发生过两次比较著名的救亡运动：一次是上层的戊戌变法，一次是下层的义和团运动，二者都以失败而告终，未能成为您所说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学界对二者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少分歧，您是怎么看的？

金：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它的重大历史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它所以能在一向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激起巨大的思想波澜，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适应着当时众多苦苦寻求救国出路的人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答案。

戊戌维新推动的变法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一八九五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八九八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

尽管如此，决不能因而抹杀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启蒙方面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只要比较一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思想界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摆脱陈旧的思想牢笼的束缚极不容易。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义和团运动和前者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救亡”。它是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我们总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只能驯顺地默默忍受，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来。

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

问：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中国人主要在从事革命斗争，这是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对于辛亥革命，究竟该怎么看？对近代历史上争议颇多的革命与改良，您又怎么看？

金：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决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戊戌维新运动不是一直把很大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革吗？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不还是“扶清灭洋”吗？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仅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投身革命呢？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别的办法都尝试过，都走不通，人们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极限，这才会拿起武器来拼命，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才会出现。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曾展开过中国要不要进行一场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论战。那时，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对极端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这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指望由它来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这场大论战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许多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

由此来看孙中山，暴力革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当反动统治势力表面上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严肃思考和内心冲突的过程。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孙中山并没有像世界近代许多革命党那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而是很快就把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诚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同时，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谁的收益更大

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促进了国民党本身的进步，同时它也使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那么，在这次合作中，国共两党究竟哪一个收益更大一些？

金：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前所未有的新的生命力：第一，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第二，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第三，训练了一支党军。第四，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

对共产党来说，在实行国共合作后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使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使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以后土地革命风暴的掀起准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两党得到了共同发展。

总之，对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的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国民党而不是年轻的共产党。

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那是主观臆测

问：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您怎么看？

答：“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问：最后请您简要谈谈研究这段百年历史的体会。

金：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幅波澜壮阔、前后相续的漫长画卷。经过一百年惊涛骇浪中的艰苦跋涉，不管中间有过多少成功的欢乐和挫折的痛苦，中国人终于重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步入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持续不懈的奋斗，便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这是二十世纪一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不容我们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