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二卷关于大跃进责任的叙述，纯粹颠倒黑白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储一点”，“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能说这是急于求成吗?如果这能形成党内共识，后来饿死人的事会少很多。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讲真话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从党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强调讲真话来推断，当时“浮夸风”是多么严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如果我错了那是最好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和焦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证明了老人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证明了老人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传朱总说的那样，“每次大家反对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证明大家是错的，他是对的”。革命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是如此。是谁在一直唱高调，导致后来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绝对不是那个唱高调的人。

　　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民公社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要消灭生产队所有制，批评了“共产风”。与他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反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他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今天全国2000多个县长不知有哪个还亲自起草会议纪要。

　　党史第二卷胡说八道什么人民公社既要全面负责这，也要全面负责那，“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1]，妄图把“一大二公”的帽子推给毛主席。可是读了毛主席的书，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始终是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到底是谁一直抵制毛主席划小核算单位的要求，坚持“一大二公”?又有谁有这个能量呢?

　　#matStrongID_82##matStrongID_83#》。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批评“共产风”是“劫财”。把“共产风”说成是“劫财”，意思是谁刮“共产风”谁就是劫匪。可见老人家对“共产风”是多么痛恨。

　　#matStrongID_85##matStrongID_86#》。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道：“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见，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matStrongID_89##matStrongID_90#》。1959年7月5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了长篇批语。其中一句：“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以前总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只种粮食，不给自留地，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