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二卷关于大跃进责任的叙述，纯粹颠倒黑白

　　4.《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上长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显是反对省委给县乡下达的指标太高，提醒他们下任务不要超过群众的承担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评他们把指标定得太高，“千钧重担压下去”。

　　5.1959年3月15日《党内通信》。这期间毛主席有三篇《党内通信》，越过中央办事机构越级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这么做?搞不懂，但可以想象老人家按照工作渠道实在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达下去了。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针对当时把公社甚至县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共产风”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队做为基本核算单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不同意见，可能别人嫌他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太慢，他只好要求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对于已经做了决定的河南“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结尾处是“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6.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这一篇也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结尾处是“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

　　以上这两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讨的语气，没有哪一句有丝毫的骄傲、武断。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法时就像一个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字那样耐心，甚至叮嘱“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由此可推断当时的“热度”有多高，这位党的主席不得不泼泼冷水降降温。

　　7.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这第三篇《党内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直接写给小队级干部是不是反应了他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无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一共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政治老师讲大跃进时亩产多少万斤如何如何，说毛主席出身农民居然还信亩产万斤。当时我虽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现在明白了，老人家连亩产八百斤都不信，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如果全党，甚至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像他老人家一样这么冷静，后来的饥荒可能要好很多。在这里，毛主席允许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也许，高指标从中央到省、县一路压下去，毛主席很无奈，只得号召基层群众对抗高指标。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人“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记得曾看过批判“大跃进”期间无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见，密植错误不能按在毛主席头上。毛主席反对的态度多么坚决：“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张“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层领导，而且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