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二卷关于大跃进责任的叙述，纯粹颠倒黑白

　　（三）邓小平说了什么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贵为党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高于邓小平的陈云所领导的财经小组，也要时不时向邓小平领衔的书记处汇报工作，比如拟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陈云组织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研究反复研究财经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后，专门向书记处进行了汇报，书记处批准后才提交政治局、毛主席讨论批准。

　　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邓选》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这两篇文章就不介绍内容了，看标题就差不多了。因此，我们从《邓选》中同样看不出邓小平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同样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93年出版前，小平同志是经过审查的，作为“决议”的男一号，如果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换句话说，小平同志，此一时期基本没有抵制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的言论。

　　同样合理的推断是，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讲话、文章，肯定不会入选，否则与“决议”的基调自相矛盾。我们同样也不能相信，党务、政治、经济等等全都分内的书记处，其负责人三年内只有这么两篇文章。最起码的，1958年制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财经小组向邓总书记为首的书记处汇报了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小平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的文章、讲话一篇没有，其他讲话、文章均是明显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因此不能入选。

　　（四）陈云说了什么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云一生重要文献收录在《陈云文选》中，《陈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陈云同志1926-1985年的重要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文章五篇：

　　1.《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和《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是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和26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总结。讲话和总结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要求基本建设必须重视工程质量，从基本建设实际出发抓好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比较务实。但，这只是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还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工作问题。

　　2.《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1959年4月陈云同志给财经小组诸位同志写了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