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且看《亲聆》中这一段: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这一段话其实含义非常具体,随着毛泽东搞新民主革命过来的那些人都真的有社会主义理想吗?真的有共产主义信仰吗?看看戚本禹自己看到的,是个什么样子!刘少奇左右摇摆:一会儿反对合作化;一会儿搞人民公社又搞共产主义极端,要消灭家庭;再过一会儿,又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反正没有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政治神经病。而陶铸呢?对文化大革命一切抽象的都支持,一切具体的都反对。何为具体?涉及他们的特权、地位、权力了就是具体。何为抽象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口号都是抽象的,如“我们不但要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抽象的,就是陶铸不反对的。陶铸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最庞大的“新民主革命的革命者队伍,包括大部分老帅在内”。我在《暗桥》里说,毛泽东是真的秀才遇到兵,那些老帅们只认一个理:老子现在有房子、有保姆、有警卫、有车子、有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还要他娘的什么社会主义?谁要改变老子的这一切,老子跟他拼了。而谭震林在二月逆流(现在一般叫二月抗争)说: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就已经说明,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坐江山了,管它这个江山是什么颜色的,都叫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是要建设一个确确实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也是戚本禹《亲聆》文道出的真相: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这些话把毛泽东和他的那些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友的分歧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把文革和毛泽东的长远目标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而透过这个分歧和毛泽东的长远目标,就不难理解文革到第二阶段,即拿下了刘少奇之后的阶段,毛泽东就处处力不从心了,毕竟一个元帅赢不了一场战争!光杆司令,没有战士(群众)是不行的,而毛泽东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战友们”透过掌控具体的国家机器,掌握着一切,他们用枪炮做后盾,把戚本禹这样的毛泽东与战士(群众)结合的具体管道都一一切断了。这一切到底如何发生的?我将来在《新革命遇到旧制度》文章里加以说明。 周恩来把戚本禹说得一无是处,而戚本禹怎样评价周恩来的呢?如上,他说:”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戚本禹1986年出狱,按照叶永烈等“大师们”的说法,戚本禹在出狱后一直消息灵通、阅读极广泛,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文章,他看到了都要认真阅读。既然如此,那从1986年到现在,戚本禹就不可能不大量阅读到别人关于他到底为什么被送进监狱和周恩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分析。此外,戚本禹有自己的广泛人脉,即使不通过这样的文章,而只通过具体的人脉关系,他也一定(或许更确切)清楚周恩来在“倒戚”中的具体作用,但是戚本禹到现在对周恩来没有口出半点恶言,还是认为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戚本禹的人品与境界,非周恩来所能比。仅仅凭这一点,我也要向戚本禹这位无产阶级的老战士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敬意! 2013-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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