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1949年,时间开始了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情地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注:这些“领导者”或“投机政客”指的是D之流,该文2005年首发于强国论坛,那时讨论时政和历史还有一定可乘之隙,即使不点名,一些朋友也能读出指的是D集团人物。到了2007年这样的可乘之隙就少而又少了,我的文字能发出的就逐渐见少)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一些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刘少奇在毛泽东授意下代表共产党自我批评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以此否定大跃进实际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大跃进本身的战略正确性,还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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