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袁：你把六六年的报纸拿来看，一模一样，全是从1966年学来的。 张：延安时期就有“轻骑队”这样的批评性墙报。我并不否定大字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在文革时的作用，普及到平民。我只是说“大民主”和“形式民主”（其实是法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逻辑上并非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而你刚才也说，要以大民主补充形式民主。这是不是隐含着以“形式民主”为主，以“大民主”为辅“？ 袁：我觉得是两个的结合。对左派，我就用毛主席的话，说美国的制度中也有好的东西，我们主要反对他的帝国主义政策。我对右派会说六四也好，西单民主墙也好，不是都贴大字报吗？不从大字报上突破，中国就得不到民主！ 我想再回到宜中刚才的问题。我的一个看法是，任何社会群众都不可能有持续的政治热情，包括在文革中也是如此，总是有疲劳的时候。就像一切活动一样，折腾的太久了，就厌恶了，就讨厌政治。但你远离政治，就会使少数人更多的垄断利益。这种垄断到了一定程度就得罪大多数人，于是又把大多数人的政治热情唤醒了，这就是所谓的”七、八年来一次”，它是必然的规律。或用毛主席的话说，小官，工农兵总是要革命的。 陈：你所谓的“群众专政”，是专谁的政？ 袁：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简缩为四个字：群众专政！这不是那种只会镇压别人的东西，说到底就是群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制衡，还是有分权的，这就是和程序民主结合起来了。按照左派的观点，形式民主是对“大民主”的补充，因为大民主才是真正行使了民主权利。 在司法上，我们在文革中搞群众专政的时候，把维护社会治安的怎人交给群众；抓人、判人的问题，也让所有群众讨论；判后管理犯人的权力也交给群众，极少设监狱。而且，连续六、七年在全国大中城市都没有警察。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社会犯罪率相当低，民众的安全感最强。 毛主席还一直有“第二武装”的思想，就是武装工人、学生，干什么呢？代替常备军。这是巴黎公社的原则，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瑞士只保留了少量的军官，大部分的武器都在老百姓家里面。这就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方式，以色列也是全民皆兵。文革中，全民拥有武器，当时不下几百万支枪在民间，反而没有出现谁去报复杀人。在整个气氛比较好的情况下，武器反而是威胁了那些想垄断权力的少数人。 陈：我的观察是：广义的政治自由权利，你认为是历史过程中底层人民奋斗、斗争出来的，不但应该维护，甚至应该继续扩大。所以，你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是有交集的，但你强烈反对大陆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反毛”倾向。 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罢工这些基本的自由，是全世界进步人民几百年来斗争所取得的东西。政治自由主义者反毛，经济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官僚更反毛，都是徒劳的。官僚最恨毛主席，又不得不勉强打着毛的旗帜。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无非是两个：民选和革命，而他们唯一的合法性就是对毛主席革命成果的继承。30多年来，官方半官方为妖魔化毛泽东作了多大的努力，但受到的效果却是民间社会一波更高一波的“毛泽东热”。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毛泽东时代的强烈对比，要比千万篇文章的作用大一万倍。我给你的“毛主席去世时，联合国和所有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评价”（网上书上都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思想史上评价毛泽东的巨大作用；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未来的世世代代的影响。这些西方政治家不会是廉价的吹捧，他们也并非赞同，只是更客观些。 (此一访谈于2010年7月17日、25日在郑州进行，由陈宜中、张宁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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