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陈:文革的基本精神是造反有理,但实情难道不是“奉旨造反才有理”? 袁:据我和当年造反派领袖的广泛交流,才知道的确有“奉旨造反”的。例如在浙江陕西等地,有些造反派领袖是周恩来跟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就全国文革运动来说,这只是一个少数现象。毛主席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是当然的“导演”。文革中强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很多提法和部署,又都是来自各地造反群众的发明创造。用网上“老田”的话说,毛主席是最大的“抄袭”者。 陈:你前面介绍了你的造反经历。在你的叙事当中,造反派起来造反、反击是合理的。理由是:官僚走资当权派整人在先,造反派则是在暴力压制下造反、反击,而这是在行使所谓的大民主权利。然而,如今我们知道,文革中有很多人冤死,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被造反派整死的。这并不是说当权派就没整人,或整死人,而是想问你:文革中的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跟文革的基本性质难道没有关系?今天,有些所谓的左派说,文革中泛群众化的政治运动和敌我斗争是好东西,但暴力则可以避免。这种说法是对文革的正确诠释吗?不知你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袁:恐怕任何革命都包含暴力,只是形式、隐显、程度、代价有些不同。英国、法国其”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问题更残酷!文革是高度集中、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用中央一位“老革命”的话说:“他们要我们的权,我们要他们的命!”如此,又怎能避开暴力?包括自由派,很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指出:几十年来很多宣传造反派的暴力和罪恶都是颠倒事实的!例如,比较集中的文革初期那一段,主要是高干子女在破四旧中大搞血统论草菅人命,此时,中国还没有造反派。正是在这以后批判了血统论的压制,造反派才冲杀出来。 应当承认,造反派在批斗当权派时 ,也程度不同的使用过暴力。这当然不对,但也难免。我们在大量的“伤痕文学”及影视作品中看到当权派坐牢,而实际上他们坐牢的恐怕只有造反派坐牢的万分之几。他们被千万次地炒作宣传,而被残酷镇压的千百万造反派却被有意忽视,而且前者的暴行又栽在后者的头上,这就是大多数后人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是三十多年来受迫害的政治群体中受害最大的群体。因为自邓小平特色一路来,甚至六四生死关头,仍是“主要是防止左,但要警惕右”;一个当时人口只有2300万的云南省,对造反派的判刑达五万人之多;而现任省委书记在地方志上写的是判了20多人。在浙江,1970年代末仅在看守所等关押场所,被整死的就有2000人。江西一个抚州市就枪毙了20多个造反派;福建泉州一个公社(乡)就枪毙了4个造反派;浙江两个造反派领袖张永生、翁森鹤被判无期徒刑,已服刑30多年还有五年(在中国判无期徒刑,实际执刑一般不超过15年)。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刑事犯罪,是对群众做过很多好事的人。在清查造反派中被牵连、“被批斗”关进“学习班”(变相监禁的)的,很多省都有几百万人之多;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还极其凄惨。 陈:“大民主”指的是什么?又如何补程序民主、政党政治之不足? 袁:“大民主”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中国人叫以四大民主或四大自由为代表的政治民主。此外还有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经济民主,以“群众专政”为代表的司法民主。当时在文革中还有个口号叫“瞪大眼睛,瞅着中央”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造反精神。毛主席更提倡“反潮流精神”,并把它载入“十大”文件中。他在文革前就一再鼓励地方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后,要造反打到北京来。毛主席还历来主张“虚君共和”,这是他从1950年代到文革多次重申的。“虚君”就是中央是虚的,各地方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竞技文化的独立性,这就为造反中央准备了条件。上述都是程序民主、政党政治所没有的。 张:老袁,如果言论自由的权力获得了实质性保障,谁会去禁止大字报? 袁: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的民主恐怕是先从墙上大字报开始的,你不能等着哪那一天睡醒了宣布要保障言论自由,对吧? 张:六四的时候大家都在贴大字报,也是从文革学习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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