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2014-3-5 05:23|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4810| 评论: 0|原作者: 陈宜中

摘要: 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罢工这些基本的自由，是全世界进步人民几百年来斗争所取得的东西。政治自由主义者反毛，经济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官僚更反毛，都是徒劳的。官僚最恨毛主席，又不得不勉强打着毛的旗帜 ...

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1957年的反右比较复杂。有罗隆基这些人自身从来就不懂政治的问题，也有掌权后的整个共产党的集团意志和毛主席等人的较量。对上层右派民主权力的剥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中亦属正常；其后他们的生活待遇一直很高。应当同情的是，由于中央书记处“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下层的几十万所谓“右派”的悲惨遭遇。后几十万人大多是从左的立场给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官僚主义提了点意见，相当于文革中的造反派。我父亲那辈人晚年回忆说：“57年，毛泽东就想用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啊！”2007年反右50周年，一些当年右派的亲属在全国搞签名时，一些自由派的著名人物不予支持，说签名的人当年是左派。我在全国各地遇到过不少人，当年被打成右派，今天却是相当积极的毛派。例如济南的曲琦，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平反，安排为山东省委党史办的副主任。他说，他原来很恨毛主席，但接触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后，他才认识到极左极右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他现在省吃俭用，把绝大部分离休工资都用来宣传毛主席的思想。

所谓“三面红旗”的问题，其中“总路线”非议不多，现在官调还在用又好又快，暂且不谈.“大跃进”当中的饿死人问题，是大陆近几十年来最热议的问题。我认为，第一，饿死人不等于“大跃进”。新中国大多数经济门类、工业基础都是“大跃进”奠立的；没有“大跃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要滞后一、二十年，尽管其中发生的“浮夸风”造成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亿万劳动人民在“大跃进”中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没有的高昂的精神面貌。

第二，1960年前后确实发生了一些饿死人的现象，但也要客观、历史地看。如果饿死的有几千万，尸骨在哪？按当时的中国人口和家庭多子女结构，应该给绝大多数家庭留下深刻的记忆，而现实是只有少数文人和搞政治的人在热议此事。而且，他们也只疑此事，而之前1940年代几次饿死人的现象，1929---1931中国人口净减5100万，司徒雷登职责中华民国饿死了两亿人，这些统统不议。更不议1960年前后饿死人后，至今再没有发生严重的饿死人的现象------因为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八万多座水库和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

第三，1960年前后，饿死人事件的“首要责任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当时我们的头都热了”。毛主席为此承担了责任，但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直接推动“浮夸风”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反而耍了滑头。热议此事的文人也为他们洗脱责任，只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一人。对于大跃进的这些问题，我在几十个县市搞过大量的调查，不仅仅是查当地的地方志、人口志、气候志、防疫志，而且还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学者直接到“信阳事件”的农村调查，应该说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关于人民公社，我只想说，我赞成他的方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体制，像水利这些对中国农业特别重要的问题（大陆是三分之二的干旱半干旱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大面积饿死人，大都是旱灾所致）都难以解决。我更看到了人民公社所取得的了不起的农村改造和进步。但是，我反对她的官僚化。

对于所谓“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的失败甚至投机”，海内外有这样一个说法：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毛泽东一自己的巨大威信发动群众打倒了中国共产党，最后是玉石俱焚。这个说法当然不正确，却给人以启发。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王力、穆欣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谈到，1966年国庆日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这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秀才”们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是决心进行到底的，让他们（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先枪毙他本人！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从文革初期到文革后期都在讲，她是准备被杀头的。毛主席着力培养的张春桥，在其权力达顶峰时也说，他早晚是要被他们杀头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在九大前后反复讲，不是一两次或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的。包括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说明一开始他就是做好了失败的准备。至于“投机”，我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和斗争策略有本质的不同。

陈：在毛的思想中，领袖、党、群众、无产阶级、国籍，各自的位置始终不够清楚，是不是？
袁：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经典的马列著作（包括普列汉若夫）有很大的不同。他尤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常说，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他晚年的认识也是在探索，这大概就是“不够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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