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教诲永生难忘，全被他预料到了，刻骨铭心啊。。。。。。

2013-11-20 08:42|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4247| 评论: 2|原作者: 李显通

摘要: 周总理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就要有坐牢、杀头这个思想准备。今天，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毛主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们一旦掌权，就会骑在人民 ...

周总理听后，笑笑对我说，年轻人，听了你提的这个问题，说明你很单纯，也很坦率。我们是过来人，应该把我们一些真实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告诉你。从你所提的问题中，我觉得起码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你必须记住，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总理拿起一份材料）这是浙江支左部队对你的调查材料，就拿你来说吧，你从小学到大学是全靠党和人民用助学金把你培养起来的，你懂事也早，学习很用功，个人表现也好，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又担任学生干部，应该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吧！但这不能保证你今后的一生都能一帆风顺，没有坎坎坷坷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哪怕是生老病死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句古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社会上阶级斗争这么复杂，眼光要放远些，后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你脑子里要消除一个观念：不要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职位高，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就高，人品就高。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尤其是处在那个年代，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很多人跟着历史的潮流，纷纷参加革命，更何况有些人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用你们现在的话讲，叫做“鱼沙具下”。在战争的年代里，一场大的战役打下来，说多人英勇牺牲了，活下来的人自然一步步地上来了。有些人地位越来越高，职务越升越大，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但不少人脑子里想的却是过去农民起义的那一套，总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革命成功了，老子就要坐天下，就应该享享福了。不仅自己要高高在上享福，而且连自己的子女也得高人一等呀！不是有人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口号吗！还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等等反动的血统论嘛！所以，我们在进北京城之前，毛主席就向全党打了招呼，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走过去农民起义的老路，要牢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来，我们党发动过多次运动都是教育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反修防修，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毛主席还健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主张搞单干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那么，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对于干部的教育，光靠过去的这些教育，包括四清运动那样的社会主义教育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毛主席党中央就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也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胸怀，，敢于放手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把我们干部队伍中那些肮脏、龌龊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阳光。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不让它见见阳光能行吗！也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能使我们的下一代人得到锻炼，增长些才干，一旦有人要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就有识别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就要有坐牢、杀头这个思想准备。今天，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毛主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们一旦掌权，就会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谁要是揭露他们，就一定会抓你，杀你。

第三，要充分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一场涤荡一切帝修反污泥浊水的大革命，是革我们曾经革过命的命，而且还要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触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竭尽一切造谣诬蔑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丑化和攻击，时时刻刻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否定。道理很简单，是文化大革命触动了他们的命根子，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门路，断了他们做官当老爷的美梦。我看啊，今后一旦复辟起来，也一定会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入手的。年轻人，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今天跟你谈的这些内容，希能记在心里，请不要轻易公开。

最后，周总理对浙江省委常委内部的一些情况向我作了分析，并要我们在斗争中注意策略，牢牢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就是在这次接见时，周总理把他的办公室电话告诉了我。要我记在脑子里，不要记在笔记本上，有什么情况可随时直接向他老人家汇报，并再三交代我，一旦他忙接不到电话，可打电话找他的联络员郭长安同志。回杭后，我曾经将这个电话告诉过省联总办公室的王则信同志。

周总理的这次谈话，距今已整整四十三年多了，但历史的发展则正如周总理所料的那样。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全国人民或者说全世界人民都难以忘怀的。那一年，我们党的三位最伟大的领袖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在同一年里先后逝世。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深地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们几十位省直机关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结合的新老干部正被省委铁瑛等人集中在舟山地委党校交代问题，我们要求给周总理设灵堂哀悼，却遭到商景才（原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所谓莫干山屋背头夺权会议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拒绝。那年清明节前夕，铁瑛等人却以追悼周总理的名义组织一部份人在杭城大搞悼念活动，同时又组织另一部份人在省军区后勤部集中用军车直送南京，然后从南京北上参加北京天安门的“悼念”活动，接应人叶剑英的秘书；在此期间他们在群众中到处散布所谓的周总理遗嘱。主席逝世不久，我即于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隔离审查，是浙江省首先被抓的对象。一九七七年一、二月间，杭州的天气特别寒冷，当时我被关押在灵隐后面的朱庄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看管着，听战士们说，西湖都结冰了，湖面上可以骑自行车能行。有一天，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份的高文泉（后因整人有功被任命为省高院院长）突然到朱庄，要我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原浙江省省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进行过什么谈话？”这三个问题。从而在浙江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反攻倒算的巨浪，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揭批查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完全应验了周总理在接见我时的预言，但他们目的之卑鄙、手段之残忍，那是谁也难以想象的。至于他们在浙江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涉及之广，影响之深，为害之大，后果之严重都是其前辈们所望尘莫及，史无前例的；在浙江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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