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北航红旗博客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供稿。】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式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鲸。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 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量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 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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