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

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

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

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

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

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

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

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

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

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

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

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

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

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

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

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

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

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

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

"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

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

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

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

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

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

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

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

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

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