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

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很难

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

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

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

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

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

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

义的一些严重弊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11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

验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

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炯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

是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

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　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

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

上的尝试惨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革运动的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

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真正付诸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

层建筑的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政治自由主义"

或任何自由主义者能够认同的东西，而是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

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文革，自然能够对文革的是非功过作出应有的分析，特别是它的谬误的

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

实践的失败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把颠倒、混淆和掩盖了的历史作最起码的澄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