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

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

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

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

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

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

众就要起来造反。[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

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

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

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

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

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

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

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

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

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

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

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

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

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

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

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

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

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

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

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

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

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

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

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

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