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及影响文:倪霞,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13年05月6日 一、儒学移植琉球的途径 从文化传播学上看,人是文化传播的最主要载体,这就提醒我们在看待一种文化在异地间的传播交流时,应重点考察人在文化交流中的行为及发挥的作用。因此,在考察儒学移植琉球的途径时,作为儒学传播载体的各层次人的行为应是重点考察对象。探讨儒学对琉球的传播和影响,应首先了解其传播的途径。概而言之,儒学传入琉球的途径主要有四个渠道: （一）琉球贡使引入 自中琉宗藩体制建立以后,在明清五百余年中琉友好交往过程中,琉球曾长期向中国朝贡。就“入贡”而言,这不仅是五百余年间维持和发展中琉政治关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而且也是儒学移植琉球的重要途径之一。琉球入贡中国时,均按照中国的礼节进行朝贡,这就使琉球贡使对中国儒家思想和儒家礼制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此外,由于每次朝贡的贡期、贡程都比较长。因此,这些贡使除了履行贡职之外,还有很多机会了解和接触中国的儒家思想。如学习中国的各种礼节、参拜文庙(即孔庙)、与中国的儒士进行交往等,这使他们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可以说,琉球贡使的朝贡之行犹如一次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之旅。据日本学者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一书统计,明清琉球贡使团来华多达445次。可见,明清时期琉球来华朝贡是十分频繁的。 （二）中国册封使传入 琉球作为明清两朝的属臣,每当遇有国王薨逝、世子继位时,都会遣使中国报丧及奏请册封。而明清王朝每次都会派遣册封使前往琉球,谕祭前王及册封新王。据统计,明清两朝政府共23次册封琉球,派出正副册封使43人,其中明朝15次,27人,清朝8次,16人。[1]就儒家思想传入琉球而言,其与琉球入贡中国有异曲同工之效。 礼为儒家思想之重心,明清册封使谕祭琉球前王及册封新王都是按照儒家的礼制规范进行。而每一次册封礼及谕祭礼的隆重举行,这正是儒家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说明琉球国的政治典章制度已被纳入儒家文化圈内。明清政府所派遣的使臣大都具有较为深厚的儒学素养,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在明朝为给事中、行人,在清朝则为翰林院学士及属官,在完成使命后,为了等候“风讯”,往往在琉球滞留数个月。在这期间,他们广泛接触琉球各阶层的人士,时而抚琴吟诗,时而题字作画,时而谈论经学,无不展现儒者风范。使臣们这种得体有礼、温文尔雅的言行,给琉球人民留下深刻印象,这对于儒学在琉球的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如嘉庆年间李鼎元使琉球时,“国中士子,每遇进见,必策以忠孝”,“国之略晓文字者,皆得就教尊前,执经问业”,[2]这样儒家思想也就在无形之中移植于琉球社会。 （三）“闽人三十六姓”徙移 琉球地处中国东南太平洋面上,自古“缚竹为筏,不驾舟楫”,加上中琉航路的险恶,“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这给琉球朝贡带来了极大不便。为了帮助琉球航海朝贡并推广文教,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将“闽人三十六姓”赐给琉球。由于这些人长期处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中,因此,从移民与文化传播角度上不难理解,当这一群体徙移到琉球时,其本身所带有的移出地原生文化必然也会很自觉地带进移居地,加之这一移民群体人数多,且他们的知识结构差别大,如有“知书者”、“习海者”等。毫无疑问,当闽人三十六姓移入琉球时,他们必定会较为全面完整地将儒家文化带进琉球。 （四）琉球留学生带回 自中琉宗藩体制建立后,一方面,为了把琉球纳入儒家文化圈内,继明洪武五年(1372年)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后,明太祖朱元璋又提出“琉球国中山,山南二王皆向王化者,可选寨官弟男子侄,以充国子,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宜行文使彼知之”。另一方面,自中琉正式交往以后,琉球渐为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辉煌的文明成果所吸引,从而认识到汲取中华文化和培育人才的重要意义。于是,于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中山王察度派出了第一批赴华留学生:“日孜每、阔八马、仁悦慈入国学读书”。琉球“国人入监肄业,自此而始”。据徐恭生教授的研究,明清时期琉球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官生)前后有24批次,共派遣留学生81人。[3]此外,还有很多以半官费和自费形式前来中国学习的“勤学”留学生。 无论是官生还是勤学,他们来到中国以后的学习都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例如入华官生,他们所学的课程大多是儒家经典,如《小学》、《近思录》、《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等科目。清代时,国子监的教习还注重对琉球来华官生进行人生观、道德观的教育,如在入学之际,教育官生不能“以取利禄为急务”,而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4]除了学习外,这些官生的起居言行也受到了儒家礼制的规范,如“每月朔望,早起沐浴,正衣冠,候大人拜庙后,随班拜庙,三跪九叩首;次拜后殿,三跪九叩首;次谒文公祠,一跪三叩首;次随诣彝伦堂,上堂打三躬;退诣讲堂,打三躬”,“衣冠必整肃,出入必恭敬,行步必端庄,不得笑语喧哗”。[5]而“勤学”留学生所学的内容很广,其中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典章、文物、制度等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总之,由于这些留学生长时间受儒家文化浸润,他们学成归国后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儒家文化。因此,琉球来华留学生归国后的传扬也是儒学传入琉球的又一途径。 除了上述四种主要途径外,儒学传入琉球还有其他若干途径,只是通过这些途径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已,如借道日本、朝鲜等第三国传入。另外,儒学还可能通过中国的一些私商和飘风难民传入琉球。 二、儒学影响琉球的表现 随着中琉两国交流的日益增多,儒学经过上述途径传入了琉球。在传播的过程中,琉球王朝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实施崇儒重儒政策。在琉球朝野上下的共同支持下,儒学逐渐成为琉球社会的主导性文化,这体现在琉球的政治、文教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化,从而使琉球“风俗淳美”,“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6] （一）政治方面 在儒家思想中,最大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仁政”,它要求为政者要勤政为民,让人民真心归向,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祥和的状态当中。儒家的这一政治主张几乎为后来的琉球国王所遵循。如中山王尚巴志于洪熙元年(1425年)继位后,在政治上,“赏罚不违先王旧规,进而抚事万人,退则修心养性。居谦不骄,居安思危,民饥己饥,民寒己寒,以拯万民为依归”,其所行之政皆出于“仁”,[7]以致民心归向,终于宣德四年(1429年)统一了琉球。再如被琉球人民力拥即位的尚圆王,实行“以宽治民,除其(暴虐的尚德王)暴政,博施仁政”,从而使远近蛮夷归心。及此后代替尚宣威即位的尚真王也因大施仁政,而“卓冠百王,超越千古”,在琉球历史上创造了又一次伟大时代。到了清代,儒家政治上的“仁政”主张继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广大,如尚敬王接受蔡温建议,亲率群臣北巡,他所到之处,“民不劳一力,财不费一毛”,受到了百姓的感激和拥护。[8]纵观明清时期琉球的历史发展,其历代国王大都遵循儒家的仁政主张,从而使整个国家一直能够处在一个较为和谐安定的局面。 （二）文教方面 琉球僻处海外,与外界联系较少,因此,其虽处在文化大国的周边,但文教事业却十分落后。据载,琉球国王每次派遣留学生入华学习时,都陈述原因说:“本国僻在海中,既无学校之育才,安有经书之研习?”琉球文教事业的落后由此可见一斑。 自从中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随着双方联系日益密切,儒学渐渐传入琉球。在琉球朝野上下的推崇和支持下,琉球国内的重儒崇儒风气渐为浓厚。在此背景下,琉球国内有识之士深感有必要建立传播儒学的场所,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儒学熏陶,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普及儒学。康熙十一年(1672年),久米村人紫金大夫金正春,奏请琉球国王立孔庙,次年落成。从此,这里成了琉球人学习中国儒学及尊孔礼仪的重要场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紫金大夫程顺则以“学官未备”奏请建明伦堂,第二年落成,谓之府学,在堂的两厢收藏从中国购回的四书、五经以及宋儒书籍等。此为琉球最早正式创办的公立学校。此后,琉球的办学风气日益兴盛,“自王都以及乡邑,莫不奋然感发兴起。康熙乙未岁,会议各乡中随分捐资,公建学堂,而选士之通经、善行者为师,以教子弟”。在此背景下,琉球的整体文化水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以蔡文溥在《中山学校序》中赞曰:“今我新嗣君,勤修学问,讲论治平,凡所设施,皆宪章古圣贤之道”;“且所谓学者,不但诵读章句而已,盖小而进退应对之节,大而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其敦人伦、笃宗族,和乡党,美风俗之事,无不出于学也。故为师者,当以此施教。为弟子者,当以此讲习。为国取士,亦不外此”。[9] 嘉庆三年(1798年),在蔡世昌建议下,琉球王尚温谕令在王城首里建立“国学”。同时分别在真和志平、南风平、西平建立三所学校。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又在首里,那霸等地设立六所村学校,“一在若狡町村,曰学馆,一在西村,曰讲馆;一在东村,曰学舍;一在泉崎村,曰学道馆;一在大门村,曰教馆;一在久茂地村,曰教舍”。“凡村中冠童皆入学,讲习《四书》、《小学》等书”。[10]据载,至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时,琉球共建立了近30所学校。 从学校所教学的内容看,几乎都是儒家学说,这反映在学校所选用的教科书上,主要有《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甚至到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琉球已亡于日本二十四年之久时出版的《冲绳风俗图绘》仍记载:“各所学校皆讲读程朱派孔孟之道。久米孔庙与首里孔庙皆然……士林之学风,皆重程朱派之小学,居家日常内外,惟重修齐之道,重伦理,讲俭朴”。[11]由此可见儒学对琉球教育的影响之深。 （三）社会方面 随着儒家思想在琉球广泛传播,儒家的忠孝节义和修身齐家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在琉球社会各阶层的潜意识里升华为一种规范、准则,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在无形中受到约束,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言忠言孝、舍生取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琉球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价值取向,从而对琉球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尚敬王即位后,极力推崇儒家伦理道德,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设官“观察民俗,以劝善行”,结果,琉球各地出现有“泊邑照屋屡救人命”、“赤田村具志坚的孝顺悌友”、“泉崎村宫里孝母又恩助姐妹亲戚”、“泉崎村崎山之姑守节”、“高岭间切屋古村寡妇宇志的守节”、“高岭间切屋古村松米次忠于家主孝于父母”、“佐敷间切屋比久村屋比久妻固守贞节”、“仲城间切和宇庆村的寡妇登贞节勤俭”、“庆良间岛孝女宇户家贫力养其父”[12]等诸多忠孝节义的典型事迹。而琉球王廷对这些仁心行义、孝子贤孙、固守贞节的民人则给予褒扬和奖励,如赐予爵位、匾额、物品等,这反过来又大大推进了儒家思想在琉球社会的传播。 对于琉球人民个个安分守己、仁心行义的表现连西方人也感到不可思议,如1816年,英国一艘“莱拉号”(Lyra)在琉球遇险,其船长张伯伦在西归途中看望拿破仑时,“谈及琉球所见,使拿破仑大为震惊,几乎是不敢相信,说琉球全国无武力,人民不知世上有战争。社会以礼而治,各阶层各守其分,无盗窃,社会安静宁谧”;再如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一艘运输船在琉球北部遇险,船上装有黄金、白银、酒、饮料等散落一地,但当时琉球人却没有丝毫占有的念头,而是热衷于帮助遇险人员抢救沉船物资,并为遇险船员供应一切,使他们过得舒适。当遇险人员欲报答琉球人的救助时,琉球人十分诚意且坚决地拒绝。琉球人惟一的希望是一旦琉球的船只在英国遇险,希望英国人好好救助他们,并送他们回国。琉球人的这种慈善心肠和诚实态度出乎遇险船员的意料。[13]琉球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三、儒学影响琉球的实质 明清时期,在儒学的熏陶下,琉球从原先的一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很发达的国家,再现了儒家理想中所追求的文治之邦,连早已奉行儒家思想上千年的中国亦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值得后人去深思。笔者认为,琉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实为儒家思想极为成功地整合琉球社会秩序所致。 （一）从国家行为上看 自中琉宗藩体制建立后,在中国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明清时期琉球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原始社会末期径直过渡到封建社会阶段。而在这一飞跃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琉球社会秩序重塑的一个过程,特别是琉球从原先一个不知尊卑、不知礼节的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守礼之邦”,显然,儒家思想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国“无上下君臣之礼、拜伏之礼”,“无敛赋,有事则均税”,“无文字,不知节朔”。郑若曾在《琉球图说》中也有记载,其国“人无贵贱”。[14]这足足刻画出一个阶级分化不明显、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面影,也表现出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规范秩序还没建立,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相对无序的状态当中。而随着儒家思想在琉球的广泛流传,琉球社会渐渐被纳入了儒家思想体系之中,整个国家制度和统治者的言行,特别是各种典章制度的建立以及各种国家性的祭祀典礼的举行等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琉球社会已处于一种受儒家礼治规范的有序运行之中。 （二）从个人行为上看 在中琉正式建立邦交前,甚至在正式联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琉球人都还相对比较粗野,自古好斗,此外,还有“弃老”和风葬的习俗。[15]而随着儒家思想在琉球的传播及不断扎根,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渐成为琉球人的一种人生追求,其中“修身”、“齐家”尤受重视。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的规范作用,所以,数百年来,琉球社会安定,无武力,无警察,人人安分守己并忠实地践行儒家思想中的纲常伦理道德,崇孝友、重贞节、道不拾遗风气十分盛行,“伫见都邑之间,风醇俗美;户诵家弦,臣与臣言忠,子与子言孝,跻中山于一道同风之盛矣”,[16]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 据高丽国李朝实录《明宗大王实录》卷三载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琉球)国俗宽厚,无狡诈欺罔之习,公私并不用刑杖。闾里不相诋诟,不相斗阋。有罪过有司记之,至三犯,然后放之绝岛,终身不得出。为市者,列实货于肆,或以事出去不守,而无或窃取者。……”嘉庆五年(1800年),李鼎元出使琉球,与当时的琉球访客谈及琉球的兵事和刑法时,对方答以:“小国没有兵事的知识。至于刑罚只有三种:杀人者死、伤害罪,重则放逐,轻者罚锾;他罪按过失之轻重处以曝,多年来无人处死”。可见,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琉球人都知道自己的本份,并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儒家思想的规范,因此,很少人做出违反律法的事。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琉球社会之所以能够接近儒家理想中的文治之邦,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对琉球社会秩序的成功整合,即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琉球制定了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隐然建立,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琉球社会成员能够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动控制在社会基本秩序的范围之内,从而整个使琉球社会已处于一种受儒家思想规范的有序、合理、和谐的状态之中。 总之,明清时期,随着中琉双方交流的日益密切,儒家思想也传入了琉球,并对琉球社会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透过儒家思想引起琉球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巨大变化的表象可知,儒家思想成功整合琉球社会秩序这一实质是琉球能够得以成功实现儒家对文治之邦的追求理想的根本因素,从而使琉球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祥和的状态之中,探讨明清时期儒学对琉球的传播和影响,无疑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当前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注释: [1][日]陈哲雄:《明清两朝と琉球王国交涉史の研究》,《琉大史学》1976年第8号。 [2]李鼎元:《使琉球记》,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3]徐恭生:《琉球国在华留学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 [4][5]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99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130、128页。 [6]潘荣:《中山八景记》,见《使琉球录三种》,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137页。 [7]蔡铎:《中山世谱》卷一,第15页。 [8]球阳研究会编:《球阳》卷十、十一、十二、十四,日本:角川书店1974(昭和五十七年)版,第280页。 [9]蔡文溥:《中山学校序》,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15页。 [10]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二,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322页。 [11]转引自杨仲揆:《古琉球学制与孔孟思想》,《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琉文化经济协会1991年出版,第608页。 [12]球阳研究会编:《球阳》,日本:角川书店,昭和五十七年,第323-324页。 [13]杨仲揆:《古琉球学制与孔孟思想》,《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琉文化经济协会1991年出版,第609-610页。 [14]郑若曾:《琉球图说》,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2页。 [15]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5页。 [16]蔡文溥:《中山学校序》,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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