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台湾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概述

2021-8-6 11:37|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1309| 评论: 0

摘要: 4名台湾籍的日本战犯被判处了死刑。中国是以汉奸的罪名，处死这4名台湾籍的战犯，而日本政府认为这4名台湾籍的战犯是为日本而死的，因此将其算入了日本战犯的名单之中。另外，在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判处的8名朝鲜籍 ...

《法庭上的日本战犯好似丧家之犬，台湾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概述》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5-09-07|

文：记者赵刚

二次编辑：猎户人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地区除了在日本本土的东京举行的主要战犯审判外，1946年2月1日，国民政府南京司法院就战犯的处理审判发出训令，声讨侵华日军罪行，表示“兹幸抗战胜利, 大乱已平。同盟国家, 为伸张世界公理与人类正义, 对于战争罪犯, 不得不加以惩处, 以求世界和平,而绝人类残杀之祸源。关于战犯之处理, 除国际战犯应由同盟国特设之机构审判者外, 概由我国军事机关组织军事法庭依法审判”。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开启对战犯的审判程序。随即由司法行政部发布的《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施行细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所在省区高等法院一览表》等文件，可见国民政府当时为审判日战犯进行的周密安排。中国国民政府在境内设置：南京、上海、台北、北平、沈阳、广州、汉口、太原、济南、徐州等10个城市成立了地方军事法庭，审判非主要战犯。根据中国官方文献的记载（如：韩文宁·冯春龙着，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战犯审判》一书），中国的10个地方军事法庭，陆续总共判处了145名日本战犯的死刑。但是在日本官方文献中记载的却是149名。这个差异原因主要是因有4名台湾籍的日本战犯被判处了死刑。中国是以汉奸的罪名，处死这4名台湾籍的战犯（没有算为日本战犯），而日本政府认为这4名台湾籍的战犯是为日本而死的，因此将其算入了日本战犯的名单之中。另外，在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判处的8名朝鲜籍的死刑战犯，中日两国均将其视为了日本战犯。

中国国府时期「立法院」订定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与国际规范相较，实体规定较严格，课责对象广、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且行政权干预司法的空间大。然而，《战争罪犯审判条例》被「司法院」院解字解释适度地限缩。「司法院」一再强调《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国际法性质，以国际法限缩构成要件的射程以及国籍管辖，放宽了严格的实体规定，也降低了民族主义色彩。在日本割据时期的台籍人民是否构成汉奸的争论中，「司法院」坚持台湾人应受国际法之处置，且不得宣告褫夺公权，抑制了战后对台湾人不当报復的法律行动。然而，在高度政治性的案件，「司法院」仍会比较主观地作出违反国际法的解释，此应为「国府时期司法院」的界线。

1947年，国民政府时期台北战犯审判的重要脉络有二：

其一是，民间与政府对於过去亲日人士的清算热潮。

其二是，战后初期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缺乏。如此背景之下的台北战犯审判，一方面对大多数的被告从轻量刑，抑制了前述的清算热潮，法庭也藉由判决宣告文明法律应有的样态，批判以酷刑非法取供之不当。而成本的考量则表现在判决中大量使用连续犯概念，降低调查成本，以及驻台法官人数较少两件事情上。

此外，虽然《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明定国际公法为法源之一，然而若与海外的纽伦堡判决、东京判决相比，台北审判较少直接寻求国际法上的规范基础，而仍以适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刑法》为主。台北审判的最后一个特征是，被告比较少是军人，多数是警察。这或许二战时中国军队在台湾并未发生实体激烈的战场，与狭义战争罪立法时的场景不同之故。

1947年，国民政府在二战停战后，在陆续派兵接管台湾澎湖后，颁布《汉奸总检举规程》，随即开始按照各方所举报的名单，在台搜查逮捕审讯上百名人士，纷纷扣上“汉奸”罪名进行审判。

1947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司法院，院解字第3708号》，判解函释─司法解释：

台湾人民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945年8月15日）后，九月二日(1945年9月2日)前，阴谋独立，其时台地虽未即归属中国台民，亦未即返为中国人民，但此种阻挠国土恢复之敌对行为，既显与《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第四款，之情形符合，不得不依该条例该条款适用刑法第一百条第二项处断。

1947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高等检察处》的公文中批示：「抗战期内，台人有不法行动，通敌殃民者，亦应以汉奸论罪，不予宽恕」，

1946年5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台湾军事法庭）。庭长：钱国成，检察官：施文藩。据相关资料统计，台湾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籍战犯15人。

光复台湾后逮捕战犯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之后兼任警备总司令。10月24日，「陈仪」飞抵台北，次日，代表国民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逮捕日本战犯的工作则是在次年（1946年），展开，当时报纸报道，1946年4月1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林秀日」少将一行，前往逮捕「安藤利吉」时，他正准备吃晚餐。等「林秀日」宣读彼等罪状时，「安藤利吉」呆若木鸡，故作镇静。随后，他被押入台湾高等法院接受审讯，「安藤利吉」静坐不动，“七时七分（19：07）开始侦讯，庭中空气紧张严肃，八时半（20：30）侦讯终结。”

当年9月12日，「施文藩」对记者表示，目下拘留日本籍战犯69名，其中：日本人41人。一般军官和士兵关押在台北战犯拘留所，日本将校7人收容在前驻台日本军参谋长「宇垣」的官邸。包括：「日军第9师团长：田坂八十八，第71师团长：加藤章，旅团长：小林忠雄、陆军少将：小川泰三郎、青木正尚、石本贞直」，罪名为：虐待俘虏、虐杀人民等。

日犯口口声声哀求

台湾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47年4月21日，才第一次开庭审案。

国府中央社当时报道，“此为台省首次审理日犯案件，听明日受审者，将有四人，其中：「平冈久忠、中村辛茂、木村高元」三人，于民国三十三（1944）年，充任台警察署高等刑事巡查部长期间，曾对台胞滥加拘捕，枉施酷刑，另一战犯「伊藤长三郎」，则于民国二十八（1939）年间，在河北保定任敌宪兵队分队长时，亦有对于当地同胞施以酷刑情事，均有检察官提起公诉。”

该案审判长「梁恒昌」，庭审时询问了辩护律师及被告人意见。「平冈久忠、中村辛茂、木村高元、伊藤长三郎」等人辩称系上峰命令，不应由死伤者家属作证，伤人者另有其人。

当时的《台湾新生报》刊发了《战犯审问旁观记》，生动地描写了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的狼狈：“他们都是昔日审讯我同胞，非法酷刑我旅居台省的侨胞，极尽拘捕殴打之行为，作威作福，有如豺狼猛兽，当其横行时代，民众若见其面，莫不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怕其攫噬，今天的他们已经好似丧家之犬，立在我们的军事法官面前受审判了，这是天理循环的报应。记者观看「平冈久忠、中村辛茂、木村高元、伊藤长三郎」等人受审的态度，过去他们所宣传的日本精神、大和魂，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还口口声声哀求审判官的同情，「木村高元」竟是声泪俱下地乞怜，原来他们过去所宣传的大和魂，已充分证明是自欺欺人。”

4月29日，台湾军事法庭宣判，「平冈久忠、中村幸茂」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各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木村高元」处有期徒刑十年。《台湾新生报》还全文刊载了该案判决书。

搜集证据是最大困难

1947年4月29日，审判长「梁恒昌」对媒体发表谈话称，台湾军事法庭在押战犯已有60余人，内有30多人是日本人，战犯审讯最大困难，为不易搜集证据，且发生地点均在中国内地各处，虽经分别去函调查，然尚未全部得到即时回函答复。上文提到的战犯「伊藤长三郎」即是任北平宪兵队保定分队长，被控“枉指平民为间谍，横施酷刑，被害人「李耀清、黄学昌」曾被吊打，并被装入袋内浇以凉水毙命。”该案于1947年6月4日开审，10日宣判罪名成立。

最终，1947年12月底，在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军事法庭在1948年1月底关闭，未审案件全部移交位于《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集中审判。根据该命令，驻台湾军事法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