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知海则知圣人:明代琉球册封使,海洋书写义蕴探詮》 文:廖肇亨,台当局中研院文哲所 二次编辑:关天培 摘 要 : 使节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琉球册封使亲履洪波,在航程中种种神奇惊险的经历,在中国海洋书写传统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开拓了宋代诗人的海上经历,另一方面,又开啟了清代以后渡臺诗与晚清以后大兴于世的海战诗等创作主题的序幕。琉球册封使留下的种种作品,例如:《使琉球录》、大量诗文(包括友人的赠序)、官方文书的奏议、是检视使节文化书写不容轻易看过的宝库。本文以琉球册封使为例,特别集中于「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等人透过册封琉球的经验与其海洋书写的互动关係,检视晚明儒者的海洋观与海洋诗学的精神境界与世界观,对其可能的文化涵意加以检视。虽然,明代琉球册封使出使琉球、或因罪谴( 如:「陈侃」 ) ,或因朝廷政争波及(如 : 「郭汝霖」 ) ,往往并非出于自愿,依然无碍其建构一套极具特色的文化论述,从而对中国传统的儒学、诗学进行润色、或改造,也深化明代儒学生死问题思惟的向度。册封使在种种官方繁文縟节的封贡制式仪式之外,还必须在行为举止之间体现道德教训的润泽(虽然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异乡生活的见闻与长途航行的经验,不仅是个人难得的体会,更是观照与理解自身的不二法门。 一、前言: 东亚使节文化书写涵蕴试詮 汉诗,是中华民族汉文化区在相互遭遇时交流沟通的媒介与工具,明清以来,对外彼此往来频繁的封贡使臣及其相互赠诗无疑是左传赋诗传统的再现。因此,在天下承平之际,来自不同国家诗人的遭遇,可以从中看出时人的世界图像与秩序观。而在动盪时局中可以看出诗人安顿身心的求索,还有一大群因贬謫、流放、漂移的知性文人群体,诗歌成为寄託心声的绝佳方式。诗歌,不仅是发抒个人情志的工具,也是探视价值系统在世界秩序剧烈变动之际的绝佳门径。 从《左传》赋诗的传统开始,封贡体系下的往来使臣与诗赋并结下不解之缘。 「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注1) 清初的「潘耒」则为汉代以前的封贡体系下的使节文化书写勾勒出一个大致的系谱,甚至以为使节的作品开创千古风雅源流。「潘耒」曰:「人臣衔命出疆,有安危利害之寄,专对不辱命, 圣人犹难之,使之职诚重矣。然自古奉使有声者,往往多文雅之士。春秋「子产、季札、晏婴」之徒,皆閎览博物,长于辞命。汉世「陆贾、严助、终军、司马迁、相如」,亦数数奉使。至如「陈汤」立功绝域,而《传》称其工为章奏; 「苏子」卿大节皎然,而赠别五言为千古风诗之祖。以是知为天子使,惟文人为最宜。」(注2) 「苏武」赠「李陵」之诗大抵出于伪託,几乎已成定论,尽人能言,但「潘耒」看出使节与文学书写的关係,仍可谓深有识见。使节文化书写不单只是风土人情的记录而已,也反映了 (一)「自我/ 他者」的相互观看。 (二)新旧事物与价值观念的冲撞与融合。 (三)对商业或社会的实境等不同面向的反映。 以明清兩代为例观之,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确立以后,决定中国诸属国交往的基本形态。晚清面对着西方列强所带来国族主义蚕食吞鲸争端,进而促使中国对其各藩属的交往形态改变,由于这些来自以西方价值观为主的万国法律体系之国家疆界的军事冲突,遂中国封贡体制下属国间的朝贡贸易体系从而式微渐到分崩离析,可谓中国千百年不遇之大变革洪流。然而,不论在任何一个时期,汉诗在中国各属国的往还之间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央朝廷使节臣民的报告及游记也是彼此观看的重要史料。例如:琉球的历史曾经与明清两代朝廷所钦命的琉球册封使关係极其密切,甚至台湾岛的发现也与明代琉球册封使渡海赴琉航行路径有关(注3);晚清爱国大诗人「黄遵宪」在近代外交史上曾具有一席之地,其作品同时广受中、琉、日等地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由于汉文化在境外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之间流传也造就了诗人的声名传递。 「曹弘」的《画月录》曾以清乾隆时期的诗坛为例,而言: 「京朝好名者,往往结交聘使,冀其流誉异域,故李纯客有凡诗编流传他邦者,皆非佳作之论。」(注4) 诗艺良窳且先不论,那些朝廷所钦命对外使节臣民则是流传境外与海外最直接的来源管道。综上观之,中国属国使节臣民的文化书写,既是相互观看的窗口,也是彼此发声沟通交往的场域。甚至也有可能成为形塑一个境外区域文化意象(与想像)的凭藉。而外交使节臣民也代表了一种新知识、新观点的传入,例:明代使节「倪谦」在属国朝鲜(注5)、明清之际自闽省福清东渡赴日的「隐元(林隆琦)」和尚所创建的黄檗宗(注6)。使节的文化书写更是解构抒情传统此等单一偏斜理论话语的重要资具。日本学者「村井章介」对日、韩的汉诗与通交之关係讨论至细 (注7),《燕行录》、《皇华集》的研究也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 (注8), 然而,华语圈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中与使节相关的丰富文本与内涵却乏人问津,近年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措意于此。使节臣民与文学的互动是东亚汉文学一个牵涉辽远、内涵充实的宝库,丰富的题材与义蕴尚待进一步的探究。 同时,我们也发现:对外使臣而言,旅行的经历,不但是个人难忘的回忆,更是他们社会与知识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资本。使节的文化书写(包括:诗、游记、奏议等)不只是单纯的旅游见闻而已,更必须充分传达中央朝廷政权的君臣从属伦理姿势与声调,因此使节的文学书写是复式声调的展演,等待多重角度的詮释与重塑。邇近,由于文化理论对于旅行研究、朝圣研究等议题的开展,观看使节的文化书写具有多重向度的可能性。使节文化书写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讨论: (一)对于「自我/他者」之政治、宗教、社会的纪实与虚实探查。 (二)所呈现的世界秩序与天下图像,例如:朝贡贸易体系或民族观念在使节文化书写的投影。 (三)体现的美学与修辞策略。 (四)所反映的时空观念。 (五)所体现的神圣与世俗世界。 这些从朝廷往返境外、海外的使节臣民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笔者未来希望从以上几个不同的进路对中国朝廷周边属国之间使节臣民的文化书写之功能、角色、作用、影响等相关层面进行剖析。虽然,至今关于明清时期往返琉球的册封使臣的研究已经累积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多集中在官方记载史实层面的考掘,至于其书写特质与思想基础,则有待之复仍多, 同时琉球册封使牵涉到中、琉、日本三方面,眾所周知,「北虏南倭」一直是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牵动了东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也相当程度的反映了当时知识社群的世界图像。另外,朝廷钦命的琉球册封使臣亲履洪波,在航程中种种神奇惊险的经历,在中国海洋书写传统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开拓了宋代以后诗人的海上经历,另一方面,又开啟了清代以后渡台诗与晚清以后大兴于世的海战诗等创作主题的序幕。琉球册封使留下的种种作品,例:《使琉球录》、大量诗文(包括:奉命出使的友人赠序)、官府文书的奏议、更是检视使节文化书写不容轻易看过的宝库,本文以明代琉球册封使为例,检视晚明儒者的海洋观与海洋诗学的精神境界与世界观(注9),冀能对认识使节文化书写有所裨益。 二、「险夷原不碍胸中」:晚明海洋儒学义蕴试析 昔日「蒋年丰」先生曾标举「海洋儒学」,或称之以「海洋文化的儒学」,用之与「内陆文化的儒学有个对反关係」。其此文原为反驳当年轰动 一时《河殤》的论点而作(注10)。「蒋年丰」用心良苦,积极寻找儒学的在地主体性与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说法固然充满啟发与价值,然而笔者以为,其在标举海洋儒学的同时,对于传统儒学的海洋观并未充分加以检讨(注11)。试思:如果传统儒学果真从未含有海洋的可能,甚且具有排斥的基因,两者的融接恐怕不是一种幸福的新局,而是灾难或癘疫的开端。换个角度说,认识海洋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连性,截长补短,应该也是未来发展海洋儒学时不容轻易放过的重要工夫历程。严格来说,海洋并未放弃儒学,孔、孟等圣贤也曾观海有得(注12)。一般的儒者对于海洋并不亲切,於此并未充分发挥精义。衍唱「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却是诗人「苏軾」 ,(注13)。明代儒者对于海洋始别开生面,「王阳明」〈泛海〉诗或当有开闢之功。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注14) 「王阳明」此诗极为膾炙人口,此诗作于赴謫之际,《年谱》曾有详细的记录 (注15)。「林丽娟」谓此诗:「实可见出愈挫愈奋之精神,这应是来自其豪放豁达的个性使然。(注16)」确然。然而「浮云过太空」一词其实带有浓厚的禪家风味,例如:六祖慧能 曾说:「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注17)即同此意。此外,眾所周知,在佛教与理学传统中,明月常用来指晶莹澄彻的真如本体;与真如本体相对即是「业风识浪」,亦即外界尘嚣纷扰,故而「海涛三万里」、「飞锡下天风」等意象之写景之外,亦同时象征生命中的险恶试炼,尽管如此,我心广大澄静,一无所动。首句虽是自赞,移之以观海亦恰得其分。海天一色,即是我胸次广大,纵浪大化,不忧不惧。此诗虽然带有道学玄言的智慧,却无经生家的说教气味,且气势豪壮,无怪乎选家于此作青眼有加。因此,在「王阳明」诗中,变幻莫测的波涛比拟生命中险恶的考验,海洋的浩瀚定静,如同真如本体,海洋同时也成为彰显真理智慧的重要场所门径。明代琉球册封使「郭汝霖」 (1501-1580)是《江右王门》(是「王阳明」在江西任官期间培植起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羅洪先、刘文敏、王时槐、胡直」等,他们所传承的主要为「王阳明」晚年的学說。)的重要成员(注18)。 「郭汝霖」 〈洋中折舵歌〉的诗在写风波险恶情状较「王阳明」犹胜一筹,诗云(注19): 双雀嫋嫋何自来,惊云忽暗金银臺,咫尺不辨颶骤发,万马突兀仍奔雷。 鼉作鲸吞势益雄,鮫呴龙吼涛山摧。瞥烈一声舵干劈,两艚掣断绳千尺。 浮石螺杯尽蝶飞,鸡呼雁叫如人摑,举舫哀声不忍闻,拔剑问天天嘿驀。 生寄死归心所安,五百生灵良可惜。 往读《使录》疑过言,今朝字字皆亲搤(e/扼), 冒险觅利古所嗤,嗟余捧命非贾客。三日换舵危苦甚,舵换舟人回生泽,稠迭闽山倏望。 扶持罄荷神功硕,海邦登岸庆生全。平地风波尚难策,人生于世何有哉,止足安危君自择。 此诗泰半就景实写,如山浪涛迫面而来。舵绳俱断,命垂旦夕,奔走哭号,目前历历,前半节奏紧凑,后半安详舒缓,海中折舵,萍寄无託,死生莫测。此诗状风涛骤发之险、人命危脆极其生动。关于「郭汝霖」此次渡海赴琉往返航程期间的惊险之状,别有长文叙之甚详,兹不赘及 (注20)。此番劫后逢生的经历,成为其契入圣道的关键。日后,「郭汝霖」与「胡直」谈起这段渡海赴琉出使经历,充满著人生智慧的辉光。「郭汝霖」曰: 「吾浮海有四征,夫人平居语利害,不大怵于心,至涉境鲜有不攖(ying/撄)者。方吾始开洋梅花也,潮平涛静,瞬目千里,何其鬯(chang)也。顷踰赤屿,遘(gou/遭遇)巨鱼,舟颠甚,虽予与舟中人,无不悸废。事竣归国,颶作,柁折,舟中群号。而予亦忧慄,至五日不粒食,已而蹶然思曰:「吾学不在是乎?」徐自定,又思曰:「吾以死报国分也,其如五百人何?」于是听舟人请捐所爱物投诸水,又口占文授事,檄(xi/檄移:“檄文”与“移文”的合称,檄文用于声讨、征伐;移文用于晓喻、责备)天神,即得风不怒,易柁而还。吾然后知涉境攖宁之弗易易也,此一征也;夫人旦夜念虑渊沦,飈(biao/飆/飚)举葢(gai/蓋)烈于潮与颶矣,自非舟柁牢甚,弗可救。抑孰知吾党以学为舟,以志为柁乎?「孔子」葢十五得舟柁故,卒登于道岸,此二征也;昔读「杜(佑)」 氏《通典》纪琉球事(唐朝「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八十六,边防二,东夷下-流求), 以吾所覩(du/睹)记则夐(xiong/敻)异,即(明朝)永乐间《星槎胜览》 (《大西洋记》,明朝「费信」著。)载翠严大竒(qi/奇)等山,及蔗酒事,种种诬也,予乃信不行不为真知,然则知行果一矣,此三征也;吾昔泛彭鄱,称弘矣,至海则不知几千万里,而始覯(gou/觏/构)土纳已之山,是山不知几千万里,隠若泡影,其若是山者,又不知其几千万之众且广也,予乃知海之无不有也而不见有,此四征也。吾浮海仅仅达此。」(注21) 就此观之,无怪乎「邹元标」称「先生之得于海者深也」(注22),观此可知,洋中折舵的经验成为「郭汝霖」体契圣域奥旨的契机,几同「(王)阳明」龙场之悟。「郭汝霖」得之于航海经验的体悟至少有四点可说: (一)涉境不动心之难 (二)志学须如舟舵般坚贞,方许登岸得道 (三)知行须合一,且文献记录不足为凭,须以亲履斯地为真亲切。 (四)闻见不能拘以一隅,尚有广阔的天地与瑰奇的景致,易言之,学不动心与立志精高极其难得,且真诚践履之功必不可少,并且应该离开书本,真诚地探索这个广大的世界。 所以航海经验成就其生命智慧,成为其体契「孔子、(王)阳明」学说的生死道场,舟中舵折此一经历几可谓「百死千难」,其于生死之间、于儒门奥义,莫不从风涛度来,同时也对儒学的思想形态有所增饰。 稍后另一名琉球册封使「萧崇业」 (注23),固然不若「郭汝霖」知名,然其观海之旨归入儒门事类,可谓海洋儒学之功臣。「萧崇业」曰: 「于戏!「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昔闻其语,今睹其然矣。夫惟水善下,故能成其海;人善虚,故能成其圣。海何所不有,圣人何所不容;知海则知圣人矣。昔者,河伯闻若说而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岂非以出崖涘而后可以语大理乎!是故明此以养德,则恢廓灵明、藏纳媺(mei/美/善)懿,不可极也。明此以酬物,则变化阔广、渊涵权妙,不可闚(kui/观察)也。明此以禔身(zhi-shen/修身),则离世超俗、洁里粹表,不可滓(zi/沾污)也。明此以遻逆,则威武无惧、祸患无恐,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縳也。信乎!圣人之道,所以其大如海;而沟浍(gou kuai/溝澮/田间水道与沟渠)无本之学,恶足以究沧溟之量哉!余尝臆为之说曰:「孔子」 乘桴浮于海,盖欲审察道体、考验学术、祖述宪章之志不遂,而思以上律下袭也者,意义诚深远焉。故谓:「子路」 无所取裁,良有以耳。此殆可与驰域外之议者道耶?」(注24) 欣赏「萧崇业」上述这段话,其虽然遍引《老子》「上善若水」、《庄子》「河伯海若之说」、以及《管子》「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注25)、《孟子·离娄下》「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汉朝「扬雄」《法言·修身》:「或问士,何如斯可以禔身(zhi-shen/修身)」。种种,仍以圣门为旨归。「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典出《孟子‧尽心》。其曰:「 孔子 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注26)」 历来注家对「孟子」这段「观水有术」的解释,多侧重在本源的必要性,例:「朱子」即持此解(注27)。「萧崇业」则从大海周纳万物的特质出发,畅言「知海则知圣人」──斯乃真可谓海洋儒学的本旨。前已言之,海的广大无边即是浩瀚的胸次。观海足以养德,澄澈灵明,恢弘无边,涵养万物,春风舞雩;于世事变化,经权互用,智慧无穷;应世无碍,然绝非和光同尘,而是一身精粹洁白,义高云天;并且勇猛精进,无所畏惧。海一般的仁慈、智慧、高义、威勇,率皆从周纳无边的胸次中来。 严格来说,「萧崇业」论述的「圣人之道,其大如海」,其实与佛家的海印三昧、或华严宗家「海有十德」的说法(例:唐代的澄观)颇有雷同之处(注28), 于此多少亦可见晚明儒者融合眾家的倾向,此先置之弗论。「萧崇业」的航程 虽然也有艰险,但与「郭汝霖」折舵的凄苦惨状毕竟差有小胜,海洋的壮阔成为「萧崇业」反省人生世事的观景台,「萧崇业」曰: 凡曏(xiang/向/从前、表明)之纵险尝囏(jian/艰)、欢奇适胜,指星测水、校雨量风者,允矣木荣之飘尘、好音之过听、浮云之点空、翔乌之驰隙,殆驀然倏然忘其然而然耳,又何以知蹈海之足以定至危之倪,又何以知宇宙之 足以穷至大之域乎。於戏!海哉,海哉!此固孔子之所欲桴而未能、季路之所欲从而未许也。彼有视眎(shi/示)为畏途,乃仅仅取足于几席襟带间,而不復以上下四方为度内者,诚漆园吏所谓「井蛙不可语于海」耳。若夫保生重己之说,尤浅之乎,其为丈夫者哉!(注29) 「萧崇业」此段文字气势万千,「孔子」乘桴浮海的故实不断为「萧崇业」所称引,足见此乃「萧崇业」建构海洋儒学的重要理论资具。这段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萧崇业」抨击那种安生畏死、只重一己之身的懦夫。虽然明代「王艮」《保身》之说为人所熟知,然此处却极有可能针对因畏死而废使事的吴时来而发(注30),当然,在「萧崇业」的同时,海上险恶的风涛多数人亦避之唯恐不及 (注31)。因此, 儒者必须从海洋体认圣人之道。此段话起首虽然没有援用内典,却完全是人世无常迅速的喟嘆,虽然宇宙无穷、祸福吉凶无定,但那永不放寻的勇气与追索真理的决心终将突破所有的艰难阻障。海洋,匯聚了勇气、智慧与壮阔的胸怀。不难看出:无论对于「郭汝霖」或「萧崇业」而言,海洋是人格境界提升与开显最重要的场域。相形之下,西方「黑格尔」的海洋不但不是涵泳万物的春风道场,却充满了欺诈与暴力。在「黑格尔」的詮释之下,穿越海洋商业贸易成就勇气与机智的重重考验(注32)。然而,在中国儒者来看,通海贸易之利亦是成就德行的契机。 明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进士「李乐」曾曰: 「王敬所」先生,宗沐,台州人,疏海运事,刊有成书,其言凿凿可信。 然中间利害相当,不免覆溺船隻,伤多人命,如何容易任得?任来亦必不久。欲图可久,须从习熟上做工夫,使人得海之利,不习熟则望洋而怖心生,不得海利则惜身而懈心作,是求通海而壅塞之也,何以济得大事?为国家深长之虑者,必不可废而不讲已(注33)。 「李乐」曾任官于闽省,与「萧崇业」等人有所过从。晚明官僚在海禁与通海之间往復辩难。先且不谈,「李乐」引述「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县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王世贞」熟识。「王宗沐」累官刑部侍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有传, 其以为海洋是锻鍊技艺身心的道场,并且透过利润的追求,对于责任、气魄有不同的体认,此亦与国家运势息息相关,亦见儒者本色。琉球册封使持节皇命固非习熟可致,然关係邦国气运则有以过之。 「萧崇业」肩膺重任,穿越惊涛骇浪,方识海上雄风快意如许,在漫长无尽的航程,即令是容纳数百人的封舟遇上滔天巨浪,仍旧措手无策。「萧崇业」诗云: 琉球入海针为路,孤舟去去南风渡;驀然东折不可行,石尤之风反南征。 波涛汹涌高百丈,湍流横蹙喷舟上;阳侯激怒势欲倾,银屋飞来与船并。 又如千駟奔躞蹀(xie-die),万斛雄舸(ge)邈一叶;四围冥昧灝(hao)无边,昼夜茫茫混大圆。 狂涝喧豗纷不止,雷震碧空差可拟;转天摇日蛟螭藏,三峡迴川那足方! 舟人股弁靡所立,孱儿群呼抱相泣;使君危险总忘情,重眎王命此身轻。 「忠义」二字良独守,泰山、鸿毛我何有! 丈夫所贵意气多,慷慨翻为浩浩歌。封姨一夜薰风正,大家拍手篙师兢。 使君至此开心顏,航海难于上青天;肠断征帆几半月,何时得到中山国?(注34) 朝廷的皇命不仅是肩头的重担,同时也是镇守封舟的基石,忠义情怀则是坚定的舵,独守著目的地方向。浪涛之间,转天摇日,死生存亡俱在不可知之天。 对于遭遇风浪时头目眩迷,心不能自持一事,「萧崇业」的解释是:「此皆孱夫不习水,且漫不知降伏其心,故稍涉惊危可愕之事,神竟为所夺耳。(注35)」 也就是说:坚定的心志不仅是追寻理想的罗盘,更是克服生理病苦的良药。 「萧崇业」虽然不以理学名世,但透过航海经验的焠鍊,显然对于圣学心法有了全新的体认。同时,透过琉球册封使「郭汝霖、萧崇业」,儒学海洋论述的意境与内涵也有了崭新的样貌与格局。 三、「忠孝之道,行于四夷」:异域王道德化流行 琉球册封使的使命在于代替皇帝宣扬朝廷王化,而册封礼是最重要的官方行政体制内统治边疆对藩属王府依规向宗主国朝廷请封袭爵及世袭罔替的仪式,对儒者而言,礼乐即是朝廷王道教化的表征。汉官威仪与当地风俗如何相互调和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册封使「郭汝霖」亦意识至此。「郭汝霖」诗云: 布巾角髻走僮夷,厂服笼头妇女驰。队队惊讶唐礼乐,人人诧说汉官仪 (注36)。 「布巾角髻」、「厂服笼头」乃当地衣冠样式。而「唐礼乐」、「汉官仪」其实是朝廷来的风景,之所以「队队惊讶」、「人人诧说」其实乃与当地风物未能一致之故。关于儒者所见的边疆风物,稍后会有较详尽的讨论。而从观者如堵亦不难看出:册封使的仪式典礼,其实是一种刻意经营的景观,借用美国籍戏剧学者「谢喜纳」的话说:仪式即表演,表演即仪式(注37),琉球册封副使(注38)「谢杰」于此亦有自知之明。「谢杰」字:汉甫,号:绎梅,福建长乐江田(今 长乐市江田镇)人。明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进士,授 行人。万历七年(1579),充册封副使,随 正使:「萧崇业」渡海赴琉册封「尚永」为王。「尚永」王赠予黄金,均被「萧崇业、谢杰」极力推辞,后琉球封贡使至京朝贡,又赠黄金二人,均被再次谢绝。「谢杰」赋诗云: 象纬早占沧水使,楼船高驾豫章材。 槎飞五月鯤鹏运,詔捧三秋鸞凤毸; 函里丝纶将雨露,阶前干羽净氛埃。 赤旒(liu)弁(bian)缀星文烂,白玉圭传雪色皑。 犀束带围窥海怪,麟团袍锦学宫裁。 虞廷兽舞瞻京闕,周陛鑾声彻上台。 小队笙歌蛮部乐,大庭宴会内家醅(pei)。 花飞杏苑灵鼉(tuo/鼍/揚子鰐、鼍龙)急,梅落梨园玉笛催。 河朔未开十日饮,主宾先酢万年杯。 风飘葆盖龙蛇动,暝入罘罳(fu-si/罦罳)鸟雀豗(hui)。 夷旅韜鈐饶剑戟,汉官威羽象云雷。 礼成人散黄昏后,椎髻争看天使回。 (注39) 虽然,朝廷封贡体制官式的册封大典主要以中国礼乐为之,亦因时地不同而于各地有所增损。「蛮 部乐」、「内家醅」皆非中华风物。汉官威仪、唐家礼乐其实是中华文化的表征。文化的移植、接受、吸收与熔铸也是一场漫长危险的航程,充满不可预期的未知。仪式典礼固然浩荡闹热,然远不如文献图籍般绵长久远。 典礼壮盛的仪节,主要仍在宣告宗主国的「王化」,对琉球当地的臣民而言,天朝固然崇高,更是遥远的。与天朝使节伴之而至的是:乐音的悠扬、 繁复的仪节、美味的佳肴(注40)。至于天朝使节的道德智慧,自有另一种不公开的仪式。 「萧崇业」曾记其经过云: 「受天子新命,与一国更始;群臣具冠服,四拜贺。臣之尊且亲者,捧觴为寿。朝罢设宴,金鼓笙簫之乐,翕(xi)然齐鸣;王奉酒劝。酒清烈,云自暹逻来者。肴蔌(yao-su/餚蔌:鱼肉与蔬菜。蓛:ce)纷旨,方丈错华,享之有加籩(bian/笾)。然不能自制也,皆假闽庖人为之。及馈之毕,余等令仪从迎诏敕返;王再拜曰:「天子总统海宇,四面风德。臣第蕞尔一小夷耳,兹厚幸辱制诏远賁(bi/贲)臣,臣敢不留镇国中,为子孙世世宝」!乃数稽首请。于是,余等先奉有俞(谕)旨,犹令啟其金匱之藏;长史数臣各捧一道来,奎翰绚一堂矣,遂许之留。王喜甚,别后随遣王亲、长史致礼物,长跽(ji:跪);再让,姑取刀、扇、土布少许,其金不之受。復函书曰:「尝闻「伊尹」致慎于一介、「孟子」坚辞乎万钟,非苟为异而已。盖以义之所不敢出者,与其伤廉,无宁过隘耳。古圣贤持己欲严,大率类是。余等滥竽侍从之列,即弗宜皦皦(jiao),谓与庸眾殊。然内外瞻仰,在此一举。独奈何,负生平而处顽夫下邪!伏冀,贤王少听其志也!盛仪附璧」。王 见书,令 长史 还报曰:「永僻居万水之中,犹蛙跧井底耳。乃圣朝不置之化外,至勤从者赐以弁服,即不穀之师也。极知庸褻不足以瀆閽(hun/阍:守门)人,第区区一念诚,莫得其酬焉!昨揽荣示,悚汗流踵矣;敢不知责乎」!曩事毕濒行,然后,王 堇一访;非礼也。余等讽以大义,王 輒慨然从;谓「天使 远为大典过临,何宜傲惰如此」!遂灼吉亲至馆谢」(注41)。 与「金鼓笙簫之乐,翕然齐鸣」的阵容相形之下,「萧崇业」退还琉球中山王赠金的行为虽然不免有点冷清,却更洋溢著道德的光辉。「萧崇业」还作 〈述志,兼 谕 夷 中 君长〉、〈却金行〉等诗,以师长的姿态,训斥琉球的君王「义利欲严儒者事、清风何必使人知」(注42)、「宴罢,中山赠数金,居夷那变四知心」、(注43)「余诚不能比德于数者,区区窃慕古人之芳躅」(注44)。作位一个儒者,「萧崇业」对于金钱与道德的界限,仍然是必须谨守的分际。 但,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演出(performance),虽然周围的观眾也许不多。却金之举,滥觴于「陈侃」(注45)。「陈侃」在《使琉球录》一书,明载其事(注46), 明代琉球册封使「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注47)皆有却金之举,且皆各自陈述不取之高义。「陈侃」就此说: 「今圣天子御极,议礼制度,万物维新。群工济济,皆秉羔羊之节;晋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陈)侃」等叨居近侍,万里衔命,正欲播君德于无疆、守臣节于不辱,为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义,以貽满橐之讥耶。(注48)」 明朝万历琉球册封使「夏子阳」在推却琉球国王的赠金之后也说: 「诚谓义利之界限甚严、辞受之关係匪细,欲窃附于礼义之交,且以全使臣不辱之节:故宁蹈不恭焉耳。(注49)」 「伊尹」为商汤时期(西元前1649年),姓:姒,氏:伊,名:挚,为中国建立商朝的政治家,也被称做中华厨祖。本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当厨师。「伊尹」有远大抱负,不甘作奴隶,于是利用向商汤进食品的机会,向商汤分析天下形势。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奴隶身份,并提拔为“阿衡”(亦称“保衡”,相当于宰相,后人习用“阿衡”一词代指「伊尹」)。西元前1600年,辅助商汤灭夏朝,商朝建立。于任官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五十余年,为商朝立下汗马功劳。 阍人:《周礼》谓天官所属有 阍人,王宫每门四人,苑囿离宫同。掌门禁,无爵,身份当系 胥、徒之类。守门人用 奄人、墨者(受过黥刑之人)、劓者、刖者。先秦古籍可证,但王国与诸侯,城郭与宫府,所用门人当有区别。《周礼》列 阍人 于 内小臣 之后, 寺人、内竖 之前,所守又系宫门,当系 奄人。 清初的琉球册封使「徐葆光」(注50)曾说:「前明使臣却金不受,始于「陈侃」;世宗 仍命「(陈)侃」等收受。嗣后,例辞,亦有准辞,令贡使带回者。」(注51)显然,「徐葆光」对于明代册封使刻意演出的却金戏码不以为然。管见以为:明代册封使却金之举,虽是一场刻意的演出,但其动机,一则以见使节自身道义节行之高,「赠/却」之间恐怕已经各有定见,同时也是琉球册封使在道义节操上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 ,说明身膺天使重任实因自身风操诚篤有以致之;另一则是藉以说明中华道义跨海远颺,册封使权充身教楷模,历历写入《使琉球录》,恐人不知,更是「矜名衒跡」(注52)的具体表现。德化流行,露霑泽润,道德的辉光成为温暖连绵的生机蓬勃。 明万历年,随册封正使「萧崇业」渡海赴琉的副使「谢杰」说: 「琉球为国,僻界万涛中,汗史不前著;帝弗臣、王弗宾、历代弗能驯;稽所为地,亦微乎微者。迨入皇朝,憬然 内属,其言曰:「风不鸣条、雨不破块、海不扬波」。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包茅竹箭, 愿齿东藩为圣人氓。贡既入,一再岁又輒至,不疏不数,如是以为常;即越裳之雉,弗奇于此矣」 。(注53) 琉球之所以「岁又輒至」的朝贡中华,绝非单纯嚮慕中华文物而已,而是不愿将巨大的贸易利益拱手让人,今日学者论之已详,无庸词费。但对儒者而言,德行仍是渡海远颺和煦的春风,扶弱济倾,广泽千里之外的眾生。而琉球,也因为遵从朝廷圣王的教化,成为儒学德行春风吹拂的土地。是以「夏子阳」说: 「琉球,我太祖所称:守礼之邦 也。以彼累代弗宾,似为 尉陀 「不知汉大」;乃一旦 归命 真主,毕献方物,有来雍雍礼可知矣。奕叶相承,其仪不忒,且能爱人以礼也;毋亦先世之教,载在守府乎;奉以周旋,无敢失坠;宜其长为 东藩,以光昭 嗣服 也。」(注54),琉球之所以为守礼之邦,既是皇朝风化所及,也是儒家天命德行的润泽。透过儒家的忠孝之道,彼此分享共通的价值观,也就如同一家之亲。是以「忠孝之道行于四夷,胡、越其一家矣(注55) 」。尽管,儒家的礼乐,也常常未能避免外族的入侵、甚至战火的波及(注56)。 「夏子阳」字:君甫,号:鹤田。江西玉山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任绍兴府推官,后升为兵科右给事中。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山王去逝,其子「尚宁」请封袭位。次年(万历二十九年),朝廷派正使兵科给事中「洪瞻祖」、副使行人「王士祯」,待海寇息警后渡海去琉球。然「洪瞻祖」因父丧回家丁忧,延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朝廷遂改派正使「夏子阳」、副使「王士祯」同行。而后,「夏子阳」责成闽省地方官员赶紧制造册封海船,以便速去琉球。福建按察「方元彦」以海上多事,警报频传为由,会同巡抚「徐学聚」联名上疏朝廷求改期前往。「夏子阳」则认为,朝廷不能失信于属国,应按祖制派《武臣》陪使臣,如期前去册封。御史「钱恒」、给事中「萧近高」则支持「夏子阳」的意见,应速造海船勿误行期。最终,皇帝采纳「夏子阳」等建议,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开工造船。次年三月,船成。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启程。二十二日,到达琉球。六月,请来法师,七月行封王典礼。这年正值中山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富裕,社会稳定,是新王正式登位的好兆头。「夏子阳」等居住使馆数月,受到中山王府高规格的接待,但每次丰盛的宴请均被子阳谢绝,要求节俭朴实,使琉球王府内外民众十分敬佩,盛赞天朝威德广大。同年九月(万历三十四年),九州岛华人海商武装集团派员来琉球,名义上是同贺琉球新王登位、贸易。实际上是试探虚实想借机侵占中国琉球。因为此前的日本新任幕府关白「丰臣秀吉」在数年间征战割据诸侯的内战战局势渐趋稳定统一了日本,势力逐渐强大并积极向外扩张,其对中国琉球在东亚往来的经贸利益优势,早已经垂涎三尺。中国册封使臣「夏子阳」在面对倭寇狼之子心一状况,认为如不见九州访客是宗主国怕事示弱的表现,随即为中山王筹划各地军事防御,选精兵据守琉球各防守要害。中、琉两地随从官员也均极力劝阻「夏子阳」不要接见,说倭寇(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成员个个佩带刀剑秉性残忍,怕出意外。「夏子阳」威严坐于殿中随从卫士站立左右,责令九州随从们在殿外等候,唯倭使臣入殿觐见。倭寇见此情势心存胆却,也知中国朝廷早有警示防备。朝见期间倭臣向册封使一拜、再拜。据悉,倭人回去后说见我日皇都没有惧怕,今天见中国天朝专使“胆落矣”。「夏子阳」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成功的压制吓阻倭人访琉使团不敢造次鲁莽。十月,汛期到册封使团则准备自琉渡海返闽省,期间中山王一再慰留,设盛宴送行。十三日,祭海登舟。归途中,虽累遇海涛冲击,好几次险些船毁人亡,又因「夏子阳」指挥沉着应对,化险为夷,终于安全回闽省登岸。十一月初三日,「夏子阳」等返京述职复命,明神宗「朱翊钧」皇帝十分高兴,谓:「夏子阳」等历尽艰辛不辱君命,赐其大红一品麒麟朝服,授太常寺卿。 洪瞻祖,字:诒孙,号:清远山人,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二十九年,朝廷钦命兵科给事中为册封正使,副使行人「王士祯」出使琉球。后又因其父丧,回家丁忧。万历三十一年(1603),朝廷遂改派正使「夏子阳」、副使「王士祯」同行。后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赣巡抚,征剿少数民族武装有功。死后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夏子阳」《使琉球录》自序 皇上御历之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宁」奏请袭封;时盖嗣位一纪矣。初以「关白(幕府将军)」侵扰,海上戒严,故乞封稍缓;而会前闽抚臣代称:「世子奉正朔、守封疆,关酋 不能胁」,天子嘉其恭顺,数下礼臣议所使。题覆至再,最后从 世子 请,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于是,「(夏)子阳」以 兵科右给事中 充正使,而 行人 则 王 君 士祯(「王士祯」)副之。癸卯三月,陛辞;入闽,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诹吉册封。毕事而旋,报命且有日;乃采𨓏(𨓒 :往)使所纪,综以时变、质以周咨,稍修饰之以为录。录成,余宜有序。盖余于是役而益仰我皇上之明圣也。 先是,余等在闽,苦使舟不获就。适有讹言:「倭将为使事梗者,闽中二台臣虑损国威,欲请更成命」。余谓: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不信」示之,而使妄窥吾怯,其损国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议,趣守臣速为具舟毋掩!朝命已复饬毖内地不得阴通岛夷,生戎心;比使事往返,卒恃无虞。嗟乎!向非庙谟雄断、明见万里,则海上之舟几为道旁舍;余等踯躅进退,且贻秦、越者嗤矣!余又追忆畴昔 关酋 犯顺,蹂躏我朝鲜,一时掖垣典戎之臣率驰驱视师,倥偬(kong-zong/倥傯)无宁晷(ning-gui/寧晷)。琉球距日本咫尺尔,朝鲜失,则琉球亦难独存;我东南之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将亦可为隐虑!赖国家赫声濯灵,倭奴遁迹,平壤敉宁。以故中山一弹丸区,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带,称为东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凭藉宠灵,万里作使,不以武饬而以文绥,大异畴昔驰驱倥偬状。遭际明盛,何幸如之!顷余驻中山时,倭舶卒至;余为约束从役,谨持天朝大体。倭卒敛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窃观,啧啧汉官威仪;已复从使馆愿谒稽首而去,余甚异焉!夫琉球,不大于朝鲜也;中山世子,未变于曩日也。嗣位之初,倭为扰;受封之会,倭为艳。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国家耳。夫惟天子恩威并畅、制驭得宜,即犬羊犹然帖服。安知海外殊域渐被声教而向慕文明,不以中山为前茅!而余列交戟(ji)下,且终藉国家无事之福,以伫(zhu/佇)观重译来王之盛;则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表清时、以征谹(hong)化,亦载笔之一快也。故诸具录中者不叙,而叙余所快睹者历历如此。语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钦差兵科右给事中、今升 工科都给事中 玉山「夏子阳」谨序。 四、「夷之君臣,其亦可感」:异国景物与德鉴风操 前已言之,琉球册封使远渡重洋的期待之一在于扩充闻见,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风俗。例:「陈侃」说:「穷荒绝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风声旷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险易、山川之怪奇、风俗之媺恶、人物之丑好,以至昆虫草木之变、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之不齐,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注57) 」──奇特遭遇的异国生活经验,也成为读者讚嘆观赏的特殊期待。有时,也成为册封使异乡繁重案牘生活中的重要调剂。 例:「郭汝霖」写到琉球的花木。 海岛专名凤尾蕉,重苔茉莉亦娇嬈。 苍云入户时流采,皓月穿帘故引标。 (注58) 云月固是熟悉之物,然在异乡时有不同之姿。凤尾蕉 又称为 苏铁,琉球、 台湾、福建、广东常见。然,「陈侃」亦未之见曾云:「有凤尾蕉一本,树似棕而叶似凤尾,四时不改柯易叶;此诸夏所无者。徜徉良久,尘虑豁然。(注59) 」, 衡诸明清典籍,凤尾蕉几乎已成为琉球花木的代称(注60) 。茉莉 虽是东南沿海常见花木,然此花原产于 印度(一说西域),宋代「王十朋」曾曰:「没利(茉莉)名 嘉花亦嘉,远从 佛国 到 中华 (注61)」、「萧崇业」说:「花则杂色不可种名, 惟 茉莉、木樨、王蒸 最盛(注62)」。 「夏子阳」曰:「(琉球)花亦少见,惟 茉莉、佛桑 最盛,香艷亦远过于 闽中(注63)」,对明代琉球册封使而言,琉球的茉莉花本身亦带有相当程度的异国风情 (注64),与凤尾蕉同样代表了琉球特殊的风土人情,琉球茉莉清新的芬芳,洗涤「陈侃、郭汝霖」等人繁重公务之余的呼吸。花木之外,在日常生活,琉球册封使都有不同的体会,例:暹逻酒(注65)、日本歌舞(注66)、日本茶(注67)、舆服(注68)、倭扇(注69)、日本钱(注70)等与册封使日常生活所见皆有不同。 虽然,「以夏变夷」是儒者的理想,但在异乡所见,时有胜于故国者。「陈侃」眼中所见夷人因公忘私的精神,委实令华人汗顏。其曰: 「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风暴雨倏忽而至,茅舍皆席捲;予馆亦兀兀 不安,寝不能寐。起坐中堂,门牖四壁荡然无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视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马,而岐路安可分;盍待之」!风雨果恶,亦不可强。质明而往,王已差 法司官 率夷人数百守于舟侧矣;询之舟人,乃夜半时至也。法司 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不避而来;予因嘆曰:「华夏之人,风雨晦暝之夕,塞向闭户以避之,犹恐未安。冲风冒雨而行者,必其骨肉颠沛而不容已;孰能视他事如家事而艰险不辞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 (注71) 琉球人为公忘私,且高官不惜地位之尊、风雨之剧,为公忘躯的大无畏精神,在「陈侃」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华夏之人显得懒散、自私、怯懦。「陈侃」此处「他事/家事」的说法其实类似于「公/私」的概念,并且似乎隐隐然触及儒教中国过分强调宗法家族,因而对于公共伦理始终有所扞格的缺失,意即自我(家族)利益的追求往往与公共伦理的漠然形成强烈的对比。晚清以后,日本脱亚入欧思想大都移自西方,并改以改头换面的「公德」论述曾影响台湾、中国各地(注72),事实上,远渡重洋以后,意识到华夏公德闕如的琉球册封使代不乏人,「公德」云云虽是现代性的论述,但晚明以来,琉球册封使,透过他者的鉴照,映显出自身行为的缺失。透过亲身的见闻与经历,对于自我形象也有不同的认识。「陈侃」对于「华夏之人」、「夷之君臣」 说法,已带有近乎类似廿世纪初期「国民性」论述雏形的意味。「国民性」论述自有其得失,且与国族主义伴之而来(注73),明代琉球册封使自无可能熟悉此等论述,其说法之动机仍是在劝諫传统下开展。 例:「陈侃」曾对琉球人强健的体魄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曰: 「盖(琉球人)生有膂(lu)力,耐饥渴劳苦;热壁挽舟之时,虽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而亦未尝告病,匪直贱者若是,虽酋长之贵亦惯勤动;大风暴雨,虽夜必兴,相与徒行露立于港边以防舟之漂荡焉,而寒湿不能使之疾也。国无医药,民亦不夭札(折),或壮、或老始生痘疹。地虽卑湿,而不见其疲癃(long)残疾之人:是岂尽出于稟赋哉! 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气固而腠(cou)理密也。」(注74) 以今视昔,琉球果真无「疲癃残疾之人」?这种说法恐不无过分夸大美化之嫌。痘疹(天花),可谓明清之际小儿医最关注的焦点疾病 (注75)。那么「陈侃」由何得知琉球人「或壮、或老始生痘疹」,不免啟人疑竇,但此处指出琉人体魄的强健在于「勤动」,琉球官宪之所以风雨无阻戮力从公,因其身体强健之故,其根由就在于「薄滋味、寡嗜慾,元气固而腠理密」——也就是节度饮食男女的本能欲望,这固然是「陈侃」在琉球的见闻心得,恐怕亦多少含有对明代皇帝(嘉靖)纵慾无节的生活形态微存讽諫之意。 历届奉朝廷钦命而赴琉的册封正、副使臣为各界推崇景仰,他们在离京赴闽前,朝廷会按其原职、品级等再加封晋级、并赐一品蟒袍、腰、冠,而册封使臣其身份是代表朝廷、皇帝亲临的钦差大员,所到之处甚为各地方官府、各界民众的推崇景仰,又册封世子为中山王任务完成,册封使自琉渡海、返京述职后,尚需把册封期间所遭遇各种的人事物、地形势图揽等等见闻和心得报告以分门别类逐篇编辑成册,最终校正且躬呈皇帝御览、付梓刊印并由各官府珍藏,且其文章内容带有强烈钦差大员巡视的谨言慎行制式报告式样,具有神圣权威不可动摇的性质。然近代日本学者却为其“漂白1879年,片面的废琉置县等因素”,因按国际法则,日本当时非法侵占琉球实属违法,事故,近百年来由日本所主导史料主轴,频频质疑中国部分内容与史料的真实(注76),由于琉球纪事资料又多复衍踏袭,但册封使亦在有意无意带入各自的时代脉络,隐然透露出时代基调的走向。 例:「萧崇业」曾就琉球的税制说道: 「至于赋敛,稍寓古人《井田》之遗法。上下各食其土,绝无暴横之虞;即祭封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则第一时暂取诸民而非常也」。(注77) 明代琉球的税制真有《井田制》的遗意?恐怕是「萧崇业」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像成份居多(注78),「萧崇业」的说法,更多侧重在「上下各食其土」,其苦心惨澹的说法究竟存有多少真实性,不得不令人加以怀疑,眾所周知,井田之制往往也是儒者理想国家图像的部份投影,就现实而言,恐怕窒碍难行,不过至少「萧崇业」希望减轻人民租税负担的立意良善(注79)。特别强调「绝无暴横之虞」,更是对本国税吏的苛酷所发出的强烈指控。「夏子阳」对中山王府的治理下仁厚讚誉有加:「今(琉球)国王仁厚,自为世子至今,未尝杀戮一人」(注80), 相对于明朝晚期宫廷厂卫与大臣间的爭鬥恣意,中山王的仁厚多少,反而成为册封使反躬自诉的契机。观察他者,是认识自身不可或缺的步骤,特别是儒者,除了观察异乡的鸟兽草木之外,对于道德行为的表现,同样投与高度关切的目光,琉球册封使正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上图注: 「廖肇亨」研究海洋诗的契机,始于一场学术会议,台当局中研院前领导「李远哲」在会上说,文哲所(文化哲学研究所)同仁能够找到海盗写的诗吗?「当时我有一点不服气」,「廖肇亨」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什麼题材都有,只是没有去找而已,后来果然被他找到,数量还不少。初探鲜少人研究的海洋诗领域,「廖肇亨」的文章〈长岛怪沫、忠义渊藪、碧水长流——明清海洋诗学中的世界秩序〉中提及,前人研究多著重海洋史,而忽略海洋文学。其实中国古典文学有许多作品的重要场景都是海洋,如《镜花缘》、《斩蛟记》、《十洲记》等。另一方面,过往研究多以「海洋等于进步、大陆等同落后」的二元结构开展论述,廖肇亨试图从文学研究视角跳脱此种二分法,开创一系列海洋诗的研究。「廖肇亨」说:像「郑芝龙、郑成功」原本也是(游走九州、闽浙粤、南中国海之间海域的华人海商武装集团成员)海盗,后来陆续被明、清两代朝廷招安归顺。他们写的诗就尝试向主流美学规范靠拢,但其他海盗写的诗也类似西方文学中的海盗形象,充满遐思想像,有金银财宝、美女和浪漫奇遇。 注:《分封制》、《井田制》都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制度,《分封制》是君主为了维护统治的地位而施行的措施,将国家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和少部分功臣,让他们可以協助君主统治一些地区。而《井田制》其实就是封建制度的奴隶社会的一种经济方面实行的制度。《推恩令》则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更为强制诸侯王把土地采用诸子均分制,把封地分成几个部分传给各个儿子,分别形成直属于汉廷的更小的王国与侯国,达到分化、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效果。 明万历二十七年四月(1599年5月),明廷的援朝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升座午门,接受都督「邢玠」等献上的日本俘虏六十一人都付所司,审讯判决均正法,其砍下来的敌人的头颅,传送天下。同日,万历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祭告郊庙,把献祭祖先的果酒都分赐给了内阁官员们。次月(明万历二十七年五月),朝廷颁《平倭 诏》诏告天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自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彤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五、「恃险与神」:变动中的华夷秩序 明朝万历廿年(1592),日本幕府(关白)「丰臣秀吉」自视甚高,竟悍然入侵中国属土朝鲜半岛后,牵动东亚各国政治情势微妙的转变,而琉球中山王府地处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军事情势桥头堡,情境十分特殊。明朝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最终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兵死亡过半不得不全数撤回侵列中国属土朝鲜的日军。随之,日本国力大衰一蹶不振,新幕府「德川家康」继起,又亟欲修补与明朝的官贸关係。 万历三十四年(1606),琉球册封使「夏子阳」正是在日本入侵朝鲜后被中朝联军所击败导致日本国内再次陷入混战分裂无心顾及地方事务,又适逢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倭寇)又觊觎琉球朝贡贸易体制下累积的厚实财富,企图借九州萨摩藩旗虚名进行暴力洗劫琉球王府(1609)的前夕,东海政军局势环境格外敏感。故,在明代的琉球册封使,朝廷特钦命《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借重其具有军事官职背景来担任赴琉重责,于此较前代的册封使于华夷(特别是中、日)关係著意尤深(注81)。琉球中山王府向來对来自其宗主权国的明代册封使臣十分礼遇,即便是在万历年「夏子阳」之后的「杜三策」,在中国属土琉球遭受来自以九州华人武装海商集团的烧、杀、虏、抢报复性的焦土侵略之后,岛上尚存有倭寇盗匪们流窜,实施监控琉球企图压制琉人向中国朝廷册封使臣求援保护 。但当时册封使臣所到之处,中山王府的臣民依然十分礼遇天朝来访人员,而朝廷册封使臣于停留琉球期间,据史載,中日两国在琉球並未發生軍事挑衅的情势(注82)。 由于,晚明时期东海、福建海峡(台湾海峡)、东南沿海各海域倭寇盗匪猖獗海警频传,朝廷特钦命《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为册封使率员渡海赴琉,虽其处于宗主国朝廷、倭寇、琉球王府三方,而琉球因朝贡贸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纠葛各方敏感神经交会处。明朝廷历届渡海赴琉的册封正、副使臣分乘坐二只封舟,并且每只封舟船上各有临时抽调来自闽浙两省沿海各地具军事、海巡等备有优异装备及训练精进士兵约150-350名,这些近四、五百人的兵官时时刻刻紧随着册封使臣们在驻琉地宣召与巡视驻地进行警戒与保护。即使,中国朝廷与倭寇们在琉爆发正面军事武装冲突,即使面临以勇猛泯灭人性著称的华人武装海商团伙(流亡海外的华人盗匪),册封使臣中也能临危不乱的严谨抵御反击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夏子阳」《使琉球录》曰: 「九月间,忽夷属有报,倭将来寇者,地方甚自危;余辈召(琉)法司 等官问计,惟云「恃险与神」而已。予等乃谕之曰:「若国虽小弱,岂可无备御计!幸吾等在此,当为尔画策共守」。因命其选兵砺器,据守要害;更飭吾眾兼为增械设防。夷国君臣乃令 王舅「毛继祖」率夷眾千余守于国北之地--曰:米牙磯仁;盖倭船所经过处也。无何,倭数舶至,则贺国王及来贸易者也。余恐,我眾潜通市易、或致生端召衅,乃下令严禁,绝勿与通;吾眾凛凛奉法。倭闻先声,且知吾有备,亦惴惴敛戢,不敢动。及闻余辈将返,请愿一见为荣。时左、右皆曰:「倭佩刀,性如犬羊;请勿与见」!余曰:「倭素猖獗,不知礼。今以吾天朝之威求见,若拒之,是示怯也;如堂堂之体何」!令陈兵卫,开门坐见之。彼一见气夺,伏地稽顙,再拜而出,语琉球人,曰:「吾见吾国王,未尝惧;今见天使,吾胆落矣」!后二日,余辈出;望见前驱,即远避伏覩,不復,如曩日之逼视恣睢矣。(注83) 观此,「夏子阳」可谓智勇兼备,且威风凛凛。然而,近代日本籍「夫马进」先生却指出,此等官府史料文章旨在描写朝廷的天威显赫及个人英勇历劫归来叙述。因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谓:「 「夏(子阳)」还,循例陞 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发,寻告归,不起。」(注84)由此可见当再具有智勇坚强毅力的人,在面对封舟航行于福建海峡、黑水沟之间遭遇到飓风狂袭、惊涛大浪,人心因惊恐而失魄且自信被彻底击败破溃,并在其登岸的往后生活产生不可逆转的身心巨创的遗症, 其曰:「丙午冬,「﹙夏)子阳」竣事,还私向余言:「倭寇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于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国,若不闻焉,其所以事天朝,至浅鲜也。操纵伸缩,惟是诸陪臣与吾之通事,表里为姦。区区两使臣,威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异时者,再啣命涉沧溟,其辱国弥甚。君其识之!」余闻给舍言,愴然有感于心。乃今数年,日本狡焉啟疆,而琉球之君为虏,臣为僕矣。且阳借脩贡之途,以阴行假道之计,撤我藩篱,窥我虚实,日引月长,将何以固吾圉(yu/圄:抵禦)乎?玉关之谢,抑其末耳。《诗》曰:「肇允彼桃虫,拚飞惟鸟。」当事者,勿泄泄焉,而视之若桃虫,然则几矣(注85)。露刃而市,是倭寇带刀的身分象征,「夏子阳」显然在琉球已见到大批的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与萨摩倭寇,福州府志的作者对于日本併吞琉球的野心洞悉无余。陪臣与通事表里为姦,「夏子阳」在《使琉球录》中不厌其烦,缕缕细述(注86)。「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属国朝鲜,明朝军队驰驱赴援,中、日两国力为之支絀,此际的琉球册封使,虽然朝野上下维持战后修生养息避免与倭冲突,仍维持天朝上国的阵容,但姿势紧张,远非盛平时期的穆穆雍容,中国东海疆域代职镇守琉球的中山王府,其催折危倾之兆已然浮现,使节「夏子阳」仍然必须维持天朝上使的体貌,诚可谓用心良苦。 其曰:「余又追忆畴昔关酋犯顺,蹂躪我朝鲜,一时掖垣典戎之臣率驰驱视师,倥傯无宁晷。琉球距日本咫尺尔,朝鲜失,则琉球亦难独存;我东南之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将亦可为隐虑!赖国家赫声濯灵,倭奴遁跡,平壤敉宁。以故,中山一弹丸区,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带,称为东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凭藉宠灵,万里作使,不以武飭,而以文绥,大异畴昔驰驱倥傯状。遭际明盛,何幸如之!顷余驻中山时,倭舶卒至;余为约束从役,谨持天朝大体。 倭卒敛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窃观,嘖嘖汉官威仪;已復从使馆愿謁稽首而去,余甚异焉!夫琉球,不大於朝鲜也;中山世子,未变于曩日也。嗣位之初,倭为扰;受封之会,倭为艳。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国家耳。夫惟天子恩威并畅、制驭得宜,即犬羊犹然帖服。安知海外殊域,渐被声教而向慕文明,不以中山为前茅(注87)」。 此文以德化流行作结,直同八股具文,可谓儒者体格声貌,先置之不论。「夏子阳」的册封琉球之旅,对于当时东亚海上的国际情势,有了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朝鲜、琉球,都是日本逼近蚕食中国为天朝中心的跳板,日本历史上数次企图掌握东亚世界秩序霸主的尝试,同时也覬覦猎夺丰厚的资源、经济利润。「夏子阳」虽仍必须强调德行教化的重要性,但对于琉球中山王府作为中国东侧的屏障,似乎也有不切实际的考虑,同时从现实层面来看,「夏子阳」对于朝廷息兵姑息倭寇滞留琉球,导致短暂失琉呈现忧虑之势难再回一事,洞若观火。「恩威并畅」,恩者固不必言,威者实乃修飭武备之谓。从「夏子阳」这段话来看,显然当时以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伙同萨摩浪人的倭寇已经渗透到琉球中山王府的典礼等政务,琉球册封使「夏子阳」当亦已了然在胸,由于随册封团的兵力有限,援兵未谱前提下,无法与倭在琉正面军事冲突,徒不能明言而已。 衡诸,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平倭战争(1592—1598年)前后的琉球中山王府,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子阳」之前届,明万历七年(1579)琉球册封副使「谢杰」的〈日东交市记〉中对于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的倭人勇悍的畏惧,严格自制尚足以应付(注8)。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子阳」驻琉球期间,则除了以自身对军事武备背景熟悉,其再三要求中山王府整励武备抵御外敌,别无选择,似乎已经见到事端萌蘗的征兆。其曰:「是年九月间,夷属传报有倭船若干艘将至,问之」。 法司 (中山王府)等官,曰:『此事传有数年,而未必确然。国有灵神,可恃以无虞』! 余(「夏子阳」)以:「倭怀封豕长蛇之心,不可无备;因稍画策,令之选兵礪器以待之,仍命(册封使团)随行铁匠多备坚利器械以资防御。后倭来,知吾有备,亦竟销萌;故夷人深德余辈为徙薪也」(注89)。 晚明文人论兵成风(注90),况「夏子阳」任职于兵科给事中检核官,于军事武备事务感受最深。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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