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民：游西安临潼随谈儒家学说

2019-9-30 00:28|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1197| 评论: 1|原作者: 赵东民

摘要: 据史载遭灭国又复国，百折不饶的中山国，甚至有历史学家称其为战国第八雄，最后却因崇儒走向彻底灭国之路。

游西安临潼随谈儒家学说

赵东民

我家在西安市阎良区，在闻名天下的西安市临潼区正北不过三十多里路的位置。从1989年初中毕业后，我在当时的临潼县饮食服务公司开办的服务学校学厨师开始，至今记不清多少次专程或者路过临潼了。外婆家在临潼农村。我也是从临潼走向社会开始几十年打工生涯的。所以我常把临潼比做我的第二故乡。今年五月份从欧洲回来后，我二婚妻子的女儿来了，我又带着她们母女游览了临潼骊山、华清池、兵马俑等景点，一直想写点感悟，六月份大病手术后，现在总算可以动笔了。

我人到中年，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写游临潼的感想了？首先是因为现在“有幸”患了癌症，在我们这个癌症高发的国度，不用在可能患癌的提心吊胆中煎熬了，同时因为养病的原因比过去也有了多一些的空闲时间。再者，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置身外地，我都以一名“秦人”而自豪。我总是给身边的朋友们炫耀：如果不是当年千万纠纠大秦勇士，兵出函谷关，踏平六国，哪有今天的中国版图和民族大团结局面呀！于是朋友们的反诘就来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君，有啥可炫耀的。于是，只要周围的人们提起临潼就提起兵马俑，提起兵马俑就绕不过秦始皇，提起秦始皇就必提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暴政。这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主流舆论 “批秦” 的怪圈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看过鲁迅先生的《华德焚书异同论》后，心里才稍稍有些安慰。当然，也有了反驳“批秦”舆论者的武器。但是总觉得还是不过瘾。现在就以我的浅薄见识，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常识，随便谈谈我对儒家学说的认识。

创办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孔老先生一生的仕途，仅是在弹丸鲁国做过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还代理过宰相，不过没干多久就被辞退丢了饭碗，所以他一生主要还是做了几十年老师工作。周游列国仕途不得志，却教了三千学生。他教导学生要“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自己就是“每事问”。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与“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是应当肯定的。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化典笈，作为学生课本，便利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但是每位求学孔先生的学生必须能拿得出十束干肉献给孔先生作为学费才行。在那个时代，能拿出十条干肉的家庭也是中上家庭，贫穷家庭根本不可能拿得出。在诸侯国林立的战国时代，腊肉和黄金白银一样，相当于保值的国际通用货币。所以说，孔子的教育即非义务教育，更非劳动贫民教育。简而言之，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劳动贫民阶级服务的。

孔子耗尽毕生精力都是为复辟周朝的奴隶制度——“周礼”而奔走呼号。他的主要宣扬的学派主张就是“仁”。《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就是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符合“周礼”。 “周礼”的核心就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绝对的统治和在奴隶制度的周朝享受的政治特权，以及在此核心基础上臣对君、民对官，奴对主、妻对夫、子对父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不可丝毫“僭越”的森严等级制度。而在孔子先生去世百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主要一条就是废除了奴隶主的特权和旧的奴隶制度。很显然，在政治主张和实践上，秦国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冲突的。秦儒矛盾可以说正是始于此。不过秦国对儒家的反对态度，估计孔子先生还是有自知自明的，不然就不会发生“孔子西行不到秦”的事情了。不过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毕生追求复辟周礼的目的，不排除是为了梦想恢复自己祖上在周朝享受的奴隶主特权而已。

秦兵马俑一号坑。

孔子西行不到秦的事情，可以看出主张复辟周礼的儒生们在秦国肯定是不受待见的。甚至是连秦国国门都不好进。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儒生们复辟奴隶制度的主张更是没有市场了。因为六国在时，他们还可以周游列国，混吃混喝苟安。再幸运点甚至还可以遇上崇儒的中山国君，老少儒生们还可以获得平步青云的仕途待遇。但这一切在尊崇法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成为过往云烟了。混不下去的儒生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对秦始皇的怨恨怎能不油然而生？即便“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还是另有一万条客观理由，历代儒生们都绝不会放过这个给秦始皇贴上暴政标签的机会。儒家学说的信徒们大肆鼓噪秦始皇“焚书坑儒”暴政的同时，却对秦始皇之前秦国国君实行人殉制度的暴政只字不提。比如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的人数达一百七十七人。因为人殉制度是孔子奉若神明做梦都想恢复的“周礼”的一部分。而秦始皇虽然生前执意决定采用了陶俑——兵马俑为自己殉葬。为何在儒家学说信徒眼里还是落得暴君恶名呢？因为秦始皇没有效法古人，违反了“周礼”。秦昭王手下大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后，坑杀赵国降卒数十万，至今让人听起来都毛骨悚然。白起如此大规模的杀降，在商鞅变法之后，相关律令森严的秦国，是不可能擅自决定的。也就是说白起大规模杀降，秦昭王不可能不知情，作为秦国最高统治者，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但是秦国如此暴政却鲜见历代儒生们有批驳之词？因为，那数十万被杀的赵国降卒，基本上是奴隶和平民阶级子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并不是为奴隶和平民阶级的死活服务的。再就是白起那时坑杀再多的降卒，也没有影响儒生们周游列国，投机钻营，混吃混喝的活动。相反还可能让儒生们借机游说各国，献计献策，谋得一官半职，给儒生们创造了就业机会。秦昭王的时候，秦儒虽在秦重法轻儒，和对周礼的复辟和反复辟问题上早有矛盾，但是六国尚在，还有不小的回旋余地，双方也还没闹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后那么僵。那时的儒生们还梦想有一天也可以游说昭王，侥幸讨得残羹剩饭享受。一不小心，获得秦昭王青睐，哪天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也未可知啊！所以，与自己学派政治立场和自身切身利益无关的暴政，儒家学说的信徒们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学说是个唯利是图，复古守旧的学说。

曾经遭遇灭国又顽强复国，因国人百折不饶的精神而称霸诸侯的中山国，甚至有历史学家称其为战国第八雄，最后却因崇儒走向彻底灭国之路。同时代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七雄不可能不清楚复辟奴隶制度“周礼”的危害。所以在孔子之后到汉朝以前的国家，除了倒霉的中山国之外，都不推崇儒家学说也就不奇怪了。即便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也实行的是外儒内法。毕竟，自秦始皇开始，建立的新生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社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巩固。顽固复辟倒退的儒生们并会不反省这一点。这是他们在政治上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服务的自私本性决定了的。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毕生以复辟周礼为己任。他的信徒们反对秦始皇建立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制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即位不过三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就在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斗争中灭亡了。但是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制度却被汉朝继承下来，之后虽然经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制度却始终没有改变，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几千年，直到近代清朝。这种历史大势下，儒生们反封建复辟周礼的政治目的，肯定是希望渺茫了。于是后来的儒家学说信徒便“与时俱进”的改弦易辙，转而为封建制度服务了。号称西汉“儒学大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的董仲舒，为了迎合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需要，在儒家学说里塞进里“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内容。董仲舒加工后的儒家理论，从思想到制度上神化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独裁统治地位，奴化禁锢了被统治的平民百姓。换了谁当封建皇帝，也不会拒绝这种为自己服务的理论。汉武帝怎能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儒家学说的信徒们对恢复奴隶制度周礼的态度，在利益面前显得并不那么坚定。他们比起因反对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的商朝人伯夷、叔齐来，显得颇没有一点骨气。当然，唯利是图，复古守旧的儒家学说能有如此信徒也不奇怪。

说到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也即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和儒家学说的泾渭之分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向全世界宣布：只为承担解放全人类历史重任的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必须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改弦易辙这种叛变信仰的行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党和政治团体所坚决不容的。创办于1918年，以提倡尊孔读经为宗旨的万国道德会，在日本侵华后，该社团组织接受日本侵略者改组，甘当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历史事实证明，这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团组织来说，是绝无此可能的。

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发现的万国道德总会通常会员的证书。

所以说，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无论你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地主阶级。谁掌权我就为谁唱赞歌，而压根不考虑掌权者的目的、品行、信仰以及价值取向如何。就像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老先生办教育一样，谁能给我十束腊肉的利益，我就收谁为徒，而不去考虑求学者的目的、品行、信仰以及价值取向等等主观上的因素。一切皆从个人和学派小集团私利出发。哪怕服务对象违背儒家学派自己提倡的伦理道德。汉武帝北伐匈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儒生们不以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反对之；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夺取皇位，儒生们不以“三纲”反对之；武则天称帝，儒生们不去搬出他们的鼻祖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理论反对之；唐玄宗李隆基夺儿媳杨玉环扒灰，儒生们不敢以“五常”抨击……统治者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这些违背儒家学说纲常的事件，因为肇事者是统治者，儒生们就避而不谈，反而为其赞歌依旧。从这个角度讲，董仲舒和他的鼻祖孔子是原则相通的。形式不同的是，儒家学说在西汉董仲舒时代，为达个人和学派私利目的，而发展到了装神弄鬼胡说八道的地步了而已。在儒家学说信徒眼里，强权就是真理，当权者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说备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独裁统治者们推崇，孔子也被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就连蒋介石总裁，也能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经常的辱骂“虚心” 包容，章太炎死后蒋介石还下令为其举行国葬。但是蒋介石却难容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鲁迅先生一篇文章。难容李公仆、闻一多的抗日爱国主张，非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临潼骊山兵谏亭，也称捉蒋亭。1936年12月，逼蒋抗日的东北军在此处抓到了蒋介石。

鲁迅先生在他闻名于世的《狂人日记》里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下的封建主义国家政权，“吃”掉了关汉卿笔下奉行儒家倡导的节、孝、礼、仪的窦娥，“吃”掉了鲁迅笔下的底层劳动人民闰土和杨二嫂的淳朴、善良、热情的本质；吃掉了阿Q一生辛勤劳动应当获得而一切和他的斗争精神；甚至把《祝福》中的祥林嫂整个人生吞活剥下去……这些血淋淋的“吃人”现象，在整个封建社会再平常不过了。儒家学说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不仅仅吃老百姓，对那些尊儒爱国的忠臣良将也照 “吃”不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袁崇焕、林则徐、邓世昌以及意图力挽清王朝大厦于将倾，而奋起变法的戊戌六君子，甚至包括支持变法的大清皇帝光绪等，无论这些英雄们对孔子多么崇敬，对儒家学说的研读多么深刻，对封建王朝多么忠诚，在独尊儒术构建下唯利是图，复古守旧的封建社会，他们都逃不过被碾压的粉身碎骨的结局。因为，历史证明，只谋求个人和学派的私利，以复辟旧制度和奴役劳动人民为初衷的儒家学说所实践的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求苟安，对内固步自封，外对强敌的妥协投降。所以崇儒的中山国灭亡了，儒家文化统治下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让中华民族积弱成疾，在晚清遭遇空前的耻辱。《红楼梦》就是一部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活证据。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孔子先生创办的儒家学说的思想和政治本质，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批判的继承它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帮助的东西，从而避免囫囵吞枣贻害自身和社会。

最后要说的是，此文仅供抛砖引玉之用。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赵东民

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