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太牛啦--我们不要一个警察的世界

2013-1-25 14:23|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5278| 评论: 10|原作者: 奈何苍苍|来自: 四月网

摘要: 今日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批评毛泽东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同时却大都肯定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司法界过去也常引用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参观我国监狱后的评价：“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 ...

我们不要一个警察的世界

当今中国最大的犯罪现象，应该是腐败，以及腐败滋生的犯罪。我们今天要告诉民众的已经不是有多少干部腐败了，而是还有多少干部没有腐败！那些成熟的政客懂得，共同腐败是官僚内部的稳定剂，为此才好理解一代又一代新的大家族要带头富起来。他们是以亡党、亡国的风险为代价的，实际上他们是真正愿意亡国，只有亡国，他们将来才不会有原告，但就今天来说，腐败犯罪已使全社会从下到上，从个人到国家，全部失去了安全感。一位老刑警队长说，今天许多犯罪分子作案前就已经作过计算，包括风险成本。犯罪后能找到的关系，后者能包庇，摆平的力量。有的干脆事先和司法人员，甚至司法机关进行交易,共同安排作案，破案和善后。这位正在服役的警察携夫人在南方坐了两趟长途汽车后，感慨的说：“还是他们(黑社会)能保证安全，更讲规矩。”腐败也腐蚀了国家机器，法学家贺卫方引用普通民瑶：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按此逻辑法制越健全，供他们吃的东西就应该越多。这可能是法治社会的一条潜规则，区别恐怕只是有没有规矩（立法和宣传修饰）。　　

邓小平也认为：“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二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如今，按官方数字，经济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还没有靠把经济搞上去来根本解决犯罪问题的先例，也不会有后例，属常识问题。司法部监狱局1995年所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大规模调查表明，以侵犯财产与金钱为驱动力和团伙犯罪是在押犯的两个基本态势。据《中国青年报》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迈入小康社会，被誉为“温州第一强市”的乐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案件，经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们九成以上是个私企业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恶。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开”，“不管白猫黑猫”，“胆子再大一点”的社会主流意识，恐怕是和社会犯罪的心态紧密联系的。　

4、应该终结的“严打”模式。　　

1981年中央提出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我国先后于1983、1996和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3次‘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和连续不断的各种专项斗争。”“可以说‘严打’是贯穿于20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条主线。”　　

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强调：“严打是打击刑事犯罪的长期方针，要坚决贯彻执行”。　

2003年11月20日　，第20次全国公安会议重申：“坚定不移的贯彻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严打机制，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但是，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说：“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这当然是“新政”的“新思维”，借一个地方警察头子发表出来。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对此一些媒体用了十分醒目的标题：“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可见严打并不得人心，不过，一些媒体也警告说，但愿“新模式”不是“换汤不换药”，还是搞“严打”那一套。

5、深化改革的前景　　

（1）定位：警察国家。　

主流认为我国现在是从“警察国家”向“法治国家”过渡，当然，远远谈不上“文化国家”。实际上，目前，还处在又一轮较大幅度扩警中。　　

公安部办公厅杨晔文章：2004年，全国170万公安干警约占公务员总数的25％，在县、市一级约占50％。　

《嘹望东方周刊》　2005年3月24日　文章：“2004年的一场皇粮运动”，　2005年1月27日　，四川省公安厅宣布，连续5年每年新增警力5000名，10天前，重庆宣布新增一万警力。统计表明，中国正以11名警察/万人这样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警力，应对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个犯罪高峰。《嘹》文说：“一些地方警察主要靠罚款来养活”，如按人们要求的“500人配1警（可能是美国标准吧），那就还要扩充百万，而在老百姓眼中，今天已经是满街都是大沿帽了，这当然包括非刑事、治安警察。警察待遇比美国（月薪几千美元）大不足，比俄国又大有余（但俄的破案率达62.5％，远高于美国），我国因公牺牲的怃恤金仅2至3万元太低。

洛克说：“在所有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力是最桀傲不驯的，因为它是唯一不需要借助程序就能行使的权力，所以它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广阔的空间”。中国法学家认为：“与西方比较，中国警察拥有广泛而强大的权力，兼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功能”。例如，“拥有英国等西方国家治安法院对违犯治安管理行为和交通违章行为等轻罪的行政处罚权……”　　

在孙志刚事件曝光后，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原来应该是保护人民安全的警察，现在倒成了对人们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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