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总理衙门奕訢奏请刊刻并颁法万国律例褶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7-4-19 20:09

中国于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朝廷对其力所能及「华夷皆吾皇土」的根深蒂固华夷观念。千百年来凡是「对华奉表输诚、称臣纳贡、永世服膺且按约期遣使臣赴京朝贡纳捐的王公酋首们，则给予世袭罔替、请封袭爵并授予为代职镇守边疆的藩属国号」，以期共享中华朝貢体制经济与孔孟汉儒学文化繁荣，而皇权朝廷对其有关的事宜，都分别交由朝廷「礼部、理藩院」兼办。

「礼部」负责经由 海路来的东部、南部各藩属。
「理藩院」负责经由 陆路来的北部、西部各藩属。
「两广总督」负责与西洋各国的通商交涉。

1861年1月20日，清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廷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清廷晚期因应欧美俄等帝国强权们接踵而来到达中国，形成对欧美俄各国交涉事务繁杂，朝廷苦无对等统一窗口对外处理事宜的部门。「总理衙门」 的建立，逐步结束了由过去各「地方督抚」兼办各藩属及对欧美俄等帝国的局面，晚清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由此才开始。

1862年，设置「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由恭亲王「奕訢」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以聘请外国人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属 总理事务衙门、
1865年（咸丰四年），「海关总税务司」迁北京，属 总理事务衙门。


总理衙门，曾经请「赫德」翻译《万国律例（万国公法）》，但「赫德」选译其中关于「公使馆权利、海事法规和条约」等内容，最终被总理衙门汇集成册，称为《万国律例》”二十四款（公使馆权利、海事法规和条约）”。

引用 八重王 2017-4-25 22:57

我国清朝在《万国公法》引进的初期，清朝知识分子对将其作为与各国使节据理力争的依据，维护中国利权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同时，对地方官员不能以公法为依据处理涉外案件深表遗憾。

“公法可恃”，在同治初年的外交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然而，正因为把《万国公法》当成西方国家之间的“盟约”，进而将其视之为条约的另一种形式，转化为外交上“信守条约”的方针。所以，以国际法为依据来进行挽回利权的主张只能是在承认现有的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来进行。

从「李鸿章」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
到「左宗棠」的“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
再到「冯桂芬」的“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12]、
乃至「奕訢」的洋人“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入约之后，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即挟持条约，纠缠不已”[13]，
当时中国朝廷各大臣们都表示对外交涉要以“信守条约”为基础。


但是，“信守条约”是以承认有损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其本身也与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的国际法原则相违背，而以国际法为武器来挽回利权的设想在实际的中外交涉中却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自强的努力在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流于空想。加之同治年间一系列外交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事实证明，国际公法并不是外交上的万能药，尽管在许多外交事件中，清政府的立场依据近代国际法原则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一旦涉及西方的利益所在，仍然强横不讲道理，清政府即使据理力争，也没有结果。

思想的形成和转变不仅需要理论的基础，更需要现实的刺激。在“中外合作”的政策背景下，清政府似乎可以与西方国家在谈判桌上平起平坐，签订形式和内容上看似平等的和约，如:《中英修好条约》，迈出了外交近代化艰难的一步。

因此，同治年间知识分子还是倾向于承认国际法的可用可恃性。然而对国际法的研究深度不够，导致当时的知识界知道国家主权却不解其中真义，不知道哪些不平等特权违背了国际法原则，更没能认识到中国可以通过自强增强国势，进而利用国际法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其国际法意识中带有强烈的妥协性。片面推崇国际法理性精神的认识方式，不仅妨碍了清政府对国际法做出准确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也影响了它对国际环境的残酷性形成更真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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