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袭：国民党， 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 原题：韩袭::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去国民党化”！
图备注: (1)1927年，“4·12”政变中被屠杀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广大革命群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2)1937年朱培德的葬礼上，蒋介石为这位于北伐、“剿共”中都尽心尽力的将軍伤感不已。
到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百年老店”国民党，就是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在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在高层组织建设上，解决不好接班人问题和各派系的团结问题;在基层组织建设上要么抓不住群众，要么只能靠撒钱来聚点人气。 台湾地区“大选”投票结果刚出台，国民党输了个底儿掉，不仅失去了台当局领导人位置，在“立法部门”获得的席位也低于三分之一，达不到拥有否决权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雪崩。民进党可以凭借在“立法部门”中的多数，通过进一步清理国民党党产的法案，在丧失物质利益之后，而凭借利益联结起来的国民党，“党纲解纽”恐怕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到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百年老店”国民党，就是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在这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在高层组织建设上，解决不好接班人问题和各派系的团结问题;在基层组织建设上要么抓不住群众，要么只能靠撒钱来聚点人气。 国民党将自己的创党时间追溯到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的成立，但更实质的时间点，应该是1923年孙文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在此之前，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还是国民党，都是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于一个俱乐部，像孙文这样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班底，但要动员全党进行战斗，困难重重。1914年孙文曾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效忠于他个人，以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但许多革命同志不以为然，拒绝加入。列宁的成功实践，让孙文找到了组织建设的出路。通过改组，国民党从一个政治俱乐部，转变为一个有主义，有纪律、有领袖的战斗堡垒。 但是，孙文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学习领会仍然相当有限，国民党在党员发展和管理上，以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和领导上，相比于苏共与中共都要松懈得多。更重要的是，孙文在改组国民党时，作出了一个决策，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这个“党内有党”的做法，本身也是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相抵牾的。中共党员充满革命热情，能力又比较强，在群众运动、宣传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很快发挥出领导才能，影响力不断扩大，党员数量也从中共三大时的数百名，发展到五大时的将近五万八千名。不少革命青年先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到了192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却越来越少。 国民党尽管经过改组，其思想并没有实现真正统一，党内仍有相当可观的不认同孙文“联俄联共”政策的势力。共产党员在革命阵营中的影响力的增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并不断向孙文反映情况。孙文以其个人权威压下这些不同的声音，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然而，随着1925年孙文的逝世，这一脆弱的平衡结构再也无法维系下去。 孙文生前未对接班人作恰当安排，其逝世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继承危机”。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出局，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后来又在上海另立中央。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出走海外，蒋介石借机控制广州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作出限制。而在苏共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要求下，中共不断对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北伐中，中国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打击地主豪绅，引起了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和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北伐将领的恐慌。同时，北伐军进展顺利，不断收编军阀部队，军费激增，财政日益困难。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国民党中央也加强了对蒋介石权力的限制。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结盟，从后者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但作为回报，蒋必须打击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实施“清党”;而武汉国民政府本身即承受着内部地主或工商业出身的将领反对工农运动的压力，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进一步引起了汪精卫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不满。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分共”。全国各地出现针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屠杀。 在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中，被屠杀的国民党员远比共产党员要多得多。根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而根据中共五大报告，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党员不到6万。1927年4月，国民党员约60万(海外及军队党员除外)，清党以后(到1928年3月)，减至22万，净减38万，即便考虑其中有部分人仅仅是脱党，也可以合理推断国民党员被杀人数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员遇难人数。 从长远而言，1927年的屠杀对于国民党的打击比对共产党的打击更为沉重。共产党人很快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发动武装斗争，而且由于丧失了在大城市立足的空间，只能更加依靠中国农民，这反而成为中共找到解决中国问题道路的契机。但对国民党而言，1927年的屠杀带来了如下长远影响： (1)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省以下的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掌控，“清党”使得这些地方组织出现大面积瘫痪，而且久久无法恢复——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直到抗战以前仍处于混乱失序之中。而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在“清党”之后多落入土豪劣势之手; (2)“清党”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劣币驱逐良币”，许多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员被当作共产党杀害。另一方面，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不断涌入国民党。而这使得那些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国民党内部人士时刻都面临着需要证明自己不是“赤化分子”的压力。这对国民党的革命性来说，不啻为一次自我阉割。从此，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以撇清与“赤党”关系为由，悬置了孙文所重视的社会革命。蒋介石的公子、苏共党员蒋经国在赣南局部地方搞土改，都有一拨人去蒋介石那里告状，最后土改不了了之。 “清共”之后，国民党内斗丝毫没有减弱。宁汉两个政权对立，上海还有西山会议派的势力。三方协商之后，组织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其实质权力掌握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里，蒋介石、汪精卫被边缘化。蒋、汪一度联手反对特委会，但汪派发动的广州事变，引发了中共广州起义，导致汪派提前出局。蒋介石与桂系达成妥协，获准继续领军北伐。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展，蒋对于局势也有获得了更大的掌控力，于1928年2月的二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随即争取在党内有很高威望，并在党务系统有很大影响力的大佬胡汉民出山，意在利用后者在党内的影响力，摆平各路诸侯。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蒋胡联手，宣布训政开始。被排除出局的汪精卫不服，与西山会议派、冯玉祥、阎锡山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对蒋发难。但在蒋介石、张学良军队的联合夹攻下，冯玉祥、阎锡山军事失利，反蒋联盟土崩瓦解。 但接下来，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的矛盾激化。胡汉民试图垄断对总理遗教的解释权，反对蒋介石通过制定约法扩大自身权力。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发国民党内一片愕然。胡派、汪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纷纷反蒋，并在广州另立中央。如果不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的内斗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宣布下野，避退宁波，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因为得不到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大佬支持，举步维艰。最后，孙科宣布辞职，蒋介石和汪精卫入京，形成蒋汪合作局面。蒋介石放弃事事出头，只要掌握实权，就不计较名分，宁可由其他党内大佬担任国民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蒋汪合作局面延续到1939年汪精卫叛逃为止。 从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国民党无法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蒋介石军事实力最强，却长期无法掌握党务系统;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党务系统更有影响力，但又缺乏军权。由此导致的是国民党的党建十分落后。在地方层面，党的组织充斥着土豪劣绅，党部无足轻重，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军队里，党组织没有地位，不过是政工的附庸;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仅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政府自己纠正。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但他通常采取的路径是另起炉灶，建立效忠于其个人的组织，比如蓝衣社、三青团。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破坏党的统一性。在抗战过程中，蒋介石逐渐确立自身作为公认的国民党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蒋介石极其缺乏党建经验，在国民党的党建方面，并没有多少推进。 因此，孙文所设想的以“先进” 的国民党来进行“训政”的思路，在现实之中基本上是落空的。 长期以来，国民党根本不是一个团结的战斗堡垒，而是一个分肥体系，各派大佬不断分化组合，争权夺利。“主义”没有多少人关心，纪律屡屡被践踏。一个暂时掌握中央的派系开除了其他派系人物的党籍，一旦翻盘，剧本就会反转过来。这样的情节屡屡上演，谁还会真正把国民党的主义和纪律当回事呢? 蒋介石败逃台湾 早在中共展开延安“整风” 之时，蒋介石就比较羡慕，想在国民党内如法炮制，但根本没有办法展开。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借鉴中共的整党办法，将国民党整肃了一遍;而大批以往不听号令的地方军阀失去了大陆的地盘，沦为台北的寓公，大大减少了蒋介石“整风”的难度。从大陆带过来的党政军人员和台湾本地地主没有多少利益瓜葛，因此国民党顺利地在台湾进行了“土改”。有以中国文化正统自居、“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改善了的党，有从大陆带去的大量资本，有美国的支持，台湾才有了经济上的起飞。这时候的国民党，其机会主义性质有所弱化，执政能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随着大陆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尤其是中美建交之后，台湾自称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日益没有市场。蒋氏父子所张扬的意识形态，也日益失去说服力。“江南案”之后，蒋经国传位于子孙的希望也破灭了，因此也有了所谓的“民主化”。而“民主化”本身必然意味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被本土势力视为一个从外部“入主”台湾的政党，其统治的正当性是存疑的，而国民党自己又不能坚持自身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正统代表的论述，其结果就是，国民党丧失了灵魂，无法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政党，越来越难向自己的干部解释自己是为何而战。 即便是变成一个机会主义政党，国民党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有着丰厚的行政资源，有着极其庞大的党产，可以以升官发财为诱惑，吸引到很多人，尤其是在地方上，国民党还是有不少的“桩脚”，在选举时候能够动员不少选票。但是，蒋经国在选人的时候看走了眼，“钦定”的李登辉“吃里扒外”，上台之后推动“非蒋化”不说，还不断排挤党内外省籍政治精英，尽力扶持党外的台独势力，民进党因而逐渐坐大。在李登辉排挤外省籍政治精英的路线主导之下，湖南籍的宋楚瑜遭到系统性排挤，愤而出走，引发蓝营分裂，导致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在2000年的选举中，陈水扁得票近39.3%，宋楚瑜以36.84%紧随其后，而国民党政党机器支持的连战仅仅得票23.1%。可以想，如果没有宋楚瑜出走这回事，民进党是根本没有胜选机会的! 长期以来，民进党拼命炒作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给国民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败选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党产，一部分党产出售，一部分捐赠，一部分信托，手里的现金流越来越少，可以说自己削弱了政党的经济基础。但是，国民党既然已经成为一个机会主义政党，就很难靠自己的政治论述来凝聚人。那么，靠利益来凝聚人，可以算是一个次优方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脸皮明显又不够厚，民进党说它黑金，它就想撇清，但撇清的结果，是减少了手头可以支配的资源。一个政党在路线上早就变成机会主义，现在连利益都没有了，谁还会来投奔你呢? 2005年8月，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这位读法律出身的党主席认不清楚国民党已经是一个靠利益凝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政党的事实，搞不清谁是自己的基本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反对党牵着鼻子走，进一步地剥离国民党的党产，甚至削减作为国民党基本盘的军公教人员的福利。在党组织建设上，这位昏庸颟顸的党主席试图将党打造为一部更专业的选举机器，越来越依赖于专职选举人员，放松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弱化了与底层群众的联系。一个没有理想的机会主义政党，本来就是靠利益输送维持权位的，这时候反而“避嫌”，反复强调自己的党很清廉。其结果是，国民党从来都没能建立起清廉的形象，同时吸引人的资源越来越少。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层面，在丧失政权的八年中，国民党“立法部门”党团变得日益重要，中委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立法委员。但在重新夺回行政权之后，马英九让更多的行政系统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减少了立法委员在中央委员会的席次。这本身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马英九的领导风格刚愎自用，并没有将党中央做成一个协调行政和立法的平台，在“立法部门”党团提出协调时，行政体系很少作出让步。长此以往，“立法部门”党团就存在比较大的负面情绪。当年为了防止极个别立委搅局，“立法部门”建立了党团协商制度，进入党团协商的法案，实行共识决，而非多数决。民进党抓住了这个机会，经常阻挠议事，迫使许多法案进入党团协商，最后拖延或者搅黄。而“立法院”党团既然与马英九领导的行政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很多事情上也就不配合马英九的步调。其结果是，一个同时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党，自己想做的事情经常被自己人搞黄，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咄咄怪事。世界历史上如果有类似的例子，大概是波兰。 1652年，波兰议会通过“自由否决”法令规定，每个议员都可以使用否决权，最后导致朝政瘫痪，波兰国力一落千丈，沦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更重要的是，这个机会主义政党在夺回政权之后，居然不敢把民进党修改了的教科书原样改回来。教科书是文化领导权的直接载体，民进党在教科书中植入台独意识，也就为自己生产出大批年轻的支持者，赢得了未来。国民党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能力区分敌友的政党，就应该把教科书改回来，消除民进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马英九迟迟不动，直到选举出现重大失利之后，才开始处理教科书问题，但推进的意志也很不坚决，在很多方面迁就台独论述。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15年国民党推举台当局领导人候选人的过程中，各派大佬打哈哈，不愿意出战。最后女将洪秀柱自愿出战。但洪秀柱的方向，是要在国家论述上打出明确的政治旗帜，改变国民党作为机会主义政党的底色，这就触犯了各位大佬的共同利益。最后，国民党强行临阵换将。但这一事情也让人们更加看清，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的原则。 一个政党，丧失了政治理想，丧失了政治原则，变成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政党，而且接连出吃里扒外和昏庸颟顸的领导人;党内大佬面和心不合，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已经是够糟糕了。但如果国民党认清自己的党就是个机会主义政党，保持健全的生存本能，摸爬滚打混江湖，党还是可以续命的。但国民党的领导人居然连生存的本能都变得非常迟钝，无法区分自己政党的敌友，甚至把自己的基本盘拱手出让给对手。这样的党，如果还能发展壮大，那就是逆天了。 对大陆来说，国民党还能续多长时间的命，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的面目和民进党已经变得日益相似，民进党台独，国民党独台，它的党名前挂的“中国”两字，早就已经形同虚设了。不过，大陆有些人中仍然有一种奇怪的调子，说国民党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有功——隐含的逻辑似乎是，国民党通过“自杀”，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国民党人自己听了这样的说法，估计也会是哭笑不得，这到底是大黑似粉，还是大粉似黑呢?同时，台湾的民主究竟是啥成就呢?国家认同弱化、社会撕裂、产业升级停滞，人才外流，政府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一个两千三百万人口的省治理成这个样子，要用它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说话的人脸皮可不能太薄。 不过，国民党还有一个有价值的地方，主要是作为负面教材而存在，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建设，不能这样瞎折腾。尤其是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建设，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更是要举轻若重，确保不出颠覆性的错误。国民党如还有东山再起的抱负，就有必要推进“去国民党化”， 克服代代遗传下来的这些毛病。如果它真能改正，那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如果它克服不了，未来就是泡沫化的命运。 有网友在网上戏谑，国民党再次“转进”，这回是转进到了金门、马祖，与台湾划峡而治。听罢这个并不好听的笑话，唯有深深的一声叹息。 (来源：经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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