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尚智:从美太平洋军事战列利益检视琉球与钓鱼岛问题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8-2 21:13

伍、19 世纪中叶至 1940 年代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缘由



1887-1911年之间，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曾经美国海军大学讲述美国海军战略时，即指出美国「门罗主义」的中心为加勒比海，太平洋对美国的重要性，就像地中海之於英国国家利益一样重要，同时预告了巴拿马运河竣工之后都将使美国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关係更密切，由于美国在满清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促使美国导向在太平洋建立海上据点。(注51)。

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 –1947)，亦指出美国发现掌握海洋控制，将可以扭转欧亚大陆中因位置的优势。(注52)

1938年，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 1893–1943)，指出国家的大小直接关係国家的命运与其国力之潜力，且大胆的预判除非欧洲成為联盟，否则未来 50 年世界上的真正大国是美国、苏联、中国、印度；(注53)在跨太平洋地区欧亚大陆蕴含著极度发展的潜力，而且是用来平衡跨太平洋地区整个政治版图的重要力量。(注54)
拿破崙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墨西哥的银矿业，加上美国鼓吹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世界的白银数量在 1790-1799 以及1820-1829 年间，世界的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 50%，欧美乃使用鸦片贸易来吸纳满清中国的白银，尽管世界银产量在政治巨变后有逐渐恢復，但是一直到 1860 年才真正恢复到 1800 年的生产水準；满清中国在 1808-1856 年间，发生了「银贵钱贱」的金融危机，为防止国内的白银外流查禁烟毒进而与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注55)在那个时代也正是欧洲以航海技术向外扩张，在亚洲进行强势贸易的年代。

1823 年12 月 2 日，美国门罗总统(James Monroe 1758 – 1831)发表了称之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讲辞，维持共和体制与寻求最惠国基础之商业条约為目标，使美洲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系统，有别于欧洲系统；美国也不例外 1842 年因鸦片战争英国与满清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之后，美国为寻求一样的商业利益，美国立即与满清中国《望厦条约(Treaty of Wanghia)》，取得与英国相同的最惠国待遇以及通商口岸。(注56)

1853 年，美国海军将军派(佩)里(American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领舰队在日本东京湾(Tokyo Bay)，以武力迫使日本在 1854 年 3 月 31 日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the Treaty of Kanagawa)》。(注57)
在这个年代裡琉球为满清中国藩属(琉球属地虽为间接治理权，但琉球与中国境内省份无异)，台湾则直接隶属满清中国，(注58)对台湾广泛兴筑灌溉工程，引进：犁、牛、水车与早熟稻作，将粗放农地改良为，能获得春收的良田，成为满清中国的一个重要米、糖经济作物之生产地；(注59)钓渔台(钓鱼岛)列屿等台湾附属岛屿都在满清中国的管辖之下。(注60)

1858 年 6 月，美国趁著英、法两国进攻天津之际，迫使满清中国与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Treaty of
Tianjin)》，允许美国商人在台湾自由居住、贸易以及享有最惠国待遇(注61)。
1860年，满清中国将台湾对西方开放通商口岸之后，更将对外贸易的品项拓展增加茶、樟脑两项对欧美及日本进行贸易，在台湾地区培植出重要的贸易商人，例如：雾峰林家的林朝栋，板桥林家的林本源、林维源，士林潘永清，新竹林汝梅，苗栗黄南球，打狗(高雄)陈福谦、陈中和等重要商业资本家(注62)。台湾通商口岸被打开之后，附近航道商船往返络绎不绝。

1867 年3 月 12 日，美国「罗发号(Rover)」搁浅于七星岩(Vele Rete Rocks)沉默逃生船员遭原住民(aborigines)杀害事件，美国派遣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担任交涉人，(注63)期间虽然满清中国总理衙门要求闽省督、抚转飭迅即查办，(注64)却因台湾道台吴大廷，一封拒绝协助李仙得要求协助救济的信函(注65)，事后李仙得乃提出台湾地区「蕃地无主论(non –territory)」(注66)。

经明治维新逐渐崛起之东亚强权日本，1873 年日本(暗自单方面)干涉琉球政务，拦阻(中国藩属)琉球对(宗主权国)满清中国之朝贡(注67)。1874 年初亟欲对外扩张的日本运用李仙得的「蕃地无主论」；(注68)藉口《1871 年，因海难漂流至台湾的琉球民眾遭原住民杀害》，及 《1873 年 3 月，因海难漂
流至台湾的”日本小田县(今为:冈山县)民”佐藤利八等人遭原住民洗劫致伤》为由，使用外交手段为其
佔领台湾之企图铺路(注69)，而详知台湾南部人文与地理的李仙得(注70)，在日本拟定佔领台湾计画，适时更协助提供作战时所需之关键人文、地理及潮汐资讯(注71)，在美国的幕后资助下日本出兵台湾开始侵略亚洲的第一步(注72)，日本採用李仙得的计画 1874 年 5 月，登陆”瑯嶠湾”(Liang-Kiau Bay)，5 月 20 日，进入(屏东县)四重溪在石门一代引发著名的「牡丹社事件」。(注73)

1879 年初，日本对琉球进行军事占领，满清中国要求日本立即撤军，但日本却在同年 4 月 4 日，(片面《废琉置县》)悍然宣布(中国藩属)琉球纳入日本(殖民地)冲绳县，(虽琉球的宗主权国)满清中国力主藩属琉球独立(自主)，并(诉诸国际万国公法，日本单方面废除中国藩属琉球国，擅自设置日本冲绳县违法、非法，并邀请各国驻华公使评断交涉索回琉球的宗主权领土)促日本速行停止将(中国藩属)琉球纳入日本殖民地，但日本仍独断独行，中日之间相持不下；美国卸任总统格兰忒(Ulysses Simpson Grrant, 1822–1885)会同美国驻日公使平安 (John Armor Bingham, 1815–1900)设计方案将琉球各岛分三部，中部归琉球立君復国，南部近台湾为中国要地，割隶满清中国，其北部近日本萨摩，为日本要地割隶日本；但日本与满清中国最终并未完成正式文件签属成为悬案(注74)。接下来的几十年列强继续在满清中国予取予求。

1894 年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明治维新的西化运动为美国所促成，1880年代中，日本在中国藩属朝鲜的半岛扩张，所用武器均由美国军火商人，大作日本军火生意所提供。(注75)
美国在 1898 年发动美西(美国与西班牙)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 控制加勒比海，落实了对门罗主义最理想的中央地带的掌控(注76)。
1898 年 12 月 10 日，《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 )》，终结西班牙的殖民时代，迫使西班牙也放弃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冲突期间美国还吞併了原本独立国家”夏威夷”。美国在加勒比海与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优势，进而寻求亚太地区战略和经济利益。(注77)这场战争也终止了英国在美国的地中海称霸的局面，(注78)为了降低德国的对美国之疑虑，美国同意西班牙在西太平洋除了菲律宾系统之外的小岛殖民地交给德国(注79)。

1899 年 2 月 12 日，德国和西班牙签订《德国西班牙条约(The German–Spanish Treaty)》买下西班牙属东印度(Spanish East Indies)中的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帕劳(Palau)等岛屿、(冲之鸟礁)。

美西战争之后，为了在远东市场有经济与政治的进展，开始贪婪的对外扩张，(注80)不仅只想获得在马尼拉湾(Manila Bay)军事基地，美国更想要获得地区全部的岛屿，(注81)继续以武力镇压欲独立的菲律宾，造成 2 万名菲律宾部队与 20万菲律宾平民的死伤，至 1902 年美国控制菲律宾；(注82)获得菲律宾之后，太平洋不但成为美国通往在远东繁荣市场、远东的岛屿属地(Insular Possessions)的交通线，还具有其他海域所没有的领地政治与战略的意义(注83)。

1901 年底，美国与英国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The Hay-Pauncefote Treaty)》，获得英国的允许让美国能够自行开凿运河，1902 年 6 月，美国参议员海约翰(John Hay)与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赫伦托马斯(Tomás Herrán)协议签订条约，欲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却被哥伦比亚的议会否决；1903 年 11 月 18 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派遣军舰自太平洋及大西洋前往巴拿马外海，以协助原为哥伦比亚之一省的巴拿马政府，脱离哥伦比亚成为独立政权，并一次给付 1 千万美元及后续每年 25 万美元为条件区取得运河开发权；1914 年巴拿马运河全面开通(注84)。
由于运河开通促使往返于太平洋与大西洋各港口的海上贸易航行交通距离缩短了至少 8
千英里的航程(注85)。美国实现了控制两洋(太平洋-大西洋)间交通要道的目标。

19 世纪末，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满清中国，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中日讲和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中国放弃对藩属朝鲜的宗主权领土权益、并将台湾与澎湖之治理权割让给日本，满清中国同时还给付日本赔款 3 万万两白银，且日本与美国两国更共享台湾殖民地的利益(注86)。

1885年，英国单方面占领中国藩属缅甸。
1898年3月27日，俄国(Russia)强租旅顺大连。
1895年6月，英国取得中国澜沧江(Lancang River)上游东岸江洪一段附近。
1898年11月16日，法国强租中国广州湾(Guangzhou Bay)。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租中国胶州湾(Jiaozhou Bay)(注87)。
日本野心勃勃準备将俄罗斯逐出其在《马关条约》中未能得到中国旅顺大连，1902 年日本特别与当时世界海军强国英国成为合约同盟，以防止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日本与俄国作战时加入俄国阵营的战争，而使日本能够单独与俄国作战(注88)。
20 世纪之初，俄国海军势力到达中国海参崴(Vladivostok)、大连等地的威胁了日本的岛屿帝国。(注89)1904 年「日俄战争」终于开始，俄国方面被迫自其经济中心透过 7 千英里长的铁路交通限制东方的前线与日方交战，舰队受到重创，日本则是在工业基础上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时双方接受由美国进行调解，在1905 年于美国签订《朴资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注90)
由于，这是日本已经成为东亚海军强国，美国为确保在菲律宾的属地，1908 年美日两国交换一
份对关于远东地区政策的声明，称为《根高平协议(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的文件，以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满州之地位与利益，交换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注91)，这一协议使得日本与美国在互不侵犯的默许下，共同继续对满清中国予取予求。

1911 年 10 月 10 日，满清中国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武昌起义推翻，1912 年民国元年 1 月 1 日为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日，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注92)
为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并不支持主张「驱除韃虏，恢復中华，创立合眾政府」的同盟会，至 1913 年 2 月 4 日袁世凯即位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注93)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 年 5 月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受到日本向中国北洋政府的 21 条要求(Twenty-One Demands )的威胁；美国绝对不能让「日本的门罗主义」继续存在(注94)，但日本在东亚过于强大，美国仅能以不承认主义提出抗议(注95)。

1915 年 5 月 7 日，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迫下，1915 年 5 月 25 日，中华民国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山东条约 (The Treaty Respecting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南满与内蒙古条约(The Treaty Respecting South Manchuria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注96)。让已经获得胶州湾海军基地的日本，再获得在山东与内蒙和东北交通採矿权等利益。于 1917 年 2 月，日本、纽西兰、澳大利亚
在英国伦敦签订了秘密协议，日本答应英国之要求以驱逐舰在欧洲水域协助国对付德国潜舰为条件，交换英国与日本相互承认其目前所佔领的太平洋岛屿，法国也同意(consented)日本对这些领地的占有(Possession)的主张(注9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巴黎和平会议(Paris Peace Conference) 在形式上承认日本对于德国在赤道以北之太平洋岛屿，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加罗林群岛(Carolines Islands)、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 Islands)、帕劳群岛(Palau Islands)的所有权(注98)。不过日本必须将山东省归还中华民国，并从西伯利撤军。

1922 年，华盛顿海军武力裁减会(Washington Disarmament
Conference)，《四国公约 (Four Power Treaty)》 (注99)，美、法、英、日签署各国各自承认相互之利益；美国运用此会议获得日本对于菲律宾没有利益需求的保证，也终止了 1902 年，英日条约(Anglo-Japanese Treaty)(注100)。
日本也在《九国公约(Nine Power Treaty)》中郑重的承认美国在中华民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美国的远东政策(注101)。




Source: Spanish East Indies ,  ,Accessed:2013/01/13
附上图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班牙属东印度群岛位置图。




下图备注:
1635年(明思宗崇祯8年/清太宗天聪9年)，Old antique map of Asia by Blaeu W. J。Asia - Asia Noviter Delineata - Blaeu W.& J.。Date of first edition: 1617(明神宗万历45年/清太祖天命2年)。当时在日本本州岛以南的海域、中国琉球列岛(含 台湾岛)以西、吕宋岛以西等的海域，北回归线南北之间统称为《中国洋(OCEANUS  CHINENSIS)》。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700




华盛顿会议不但讨论了远东地区的问题，同时为了维持权力平衡，也完成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的配比，由美、英、日、法、义签署的《五国公约(Five Power Treaty)》又称之为《海军裁军条约(Treaty for the Limitation of Naval Armament)》，
美国、英国、日本保持设置的海军主力舰艇吨位 5：5：3 的比例限制(52万5千吨：52万5千吨：31万5千吨)。法国、义大利则为主力舰不超过 17 万 5 千吨之限(注102)。并要求各国停止继续建造主力舰和报废旧船以达到减少其海军的大小之目的；美国特别担心英、日两国对於其太平洋岛屿的
防御工事建设，将危及美国在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的利益，在条约中限制立约国禁止在太平洋岛屿设防(注103)。
由于美国在太平洋的目标主要是希望在远东地区有足够的自主性与自由度，不受到西方世界国家的干扰。事故，华盛顿会议后，则是彻底拆散了欧洲与日本在太平洋的联盟，也暂时确保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注10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海军被消灭，英美两国的海军可以在大西洋中通行无阻。
1919年以后，虽然美国仍然在大西洋保持相当的海军兵力，不过整体来说美国海军兵力已经转向太平洋(注105)。华盛顿会议代表承认日本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海军强国的事实(注106)。1917年 10月，俄国革命建立苏维埃(Soviet)，并在乌拉尔山(Urals)东部建立起工业与经济中心，也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了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War Economy)。

1927年，中国国民党蒋中正誓师北伐要统一全国，并且增强其军队的力量，而且与在东北满州的军阀进行了军事协议，以计画建设东北的铁路为条件，合作要收回失去的东北满州，

1928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美国视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注107)。
不过 1929-1930年，中国国民政府与各地军阀派系的战争仍在征战，中国共产党(Red Army)则在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建立其根据地(注108)。

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陆军事侵列的扩张
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满州)地区瀋阳城外，柳条沟附近，制造瀋阳事件(Mukden Incident)，佔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注109)。

1932 年1月28日，日本在中国发动称为上海事变的军事行动(注110)。

1932年3月9日，以中国东北满洲地区民族自决为由成立(伪)满州国(Manchukuo)(注111)，对外宣告完全摆脱中国以及苏俄而独立，不过却接受日本的直接与完全的管辖的；美国这时发表了一个称为「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的声明，不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任何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也使美国决定不再考虑华盛顿会议的海军限制，著手增加海军实力(注112)。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Marco Polo Bridge)遭到日本侵略的时候，英国被德国的扩张所自顾不暇，整个西欧无法行动；负责美国远东政策设计的洪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 1883 - 1966)则告诉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1882－1961)及财政部长孔祥熙(1880－1967)表示：「中国只要能撑下去，日本自会停下来…日本危害均势，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与权力，但其国力有限，若不停止侵略终将因作战劳损而耗尽国力…」(注113)，美国则与英国召集19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Brussels Conference)，口头上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注114)。
中国在蒋中正的召集下已经开始了对日本侵略的总体作战(All Out War)(注115)，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无定型、未整合等特性，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掌握的战略脆弱点，于是日本佔领中国的铁路、河流等一切能够控制中国人民生命存续的交通线(注116)。
1937年11月20日，中国政府决定撤退到重庆，以持久抗战打破日本速战速决战略(注117)。
日本则以支持美方门户开放政策为前提，表示尊重在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之产业，继续与美方进行交涉(注118)，但是美方所考虑的则是美国在中国实质金融与经济的利益问题(注119)，防止美国遭到金融与经济歧视的情形发生(注120)。

1939年9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爆发，当时英国与法国被迫必须要将军事力量集中于本土防卫；美国决定开始支援中国(注121)，并在1939年7月，美国递送照会给日本，表示将废止1911年，所签订的商业条约(Commercial Treaty)，并于1940年1月26日生效(注122)，这代表将对日本进行贸易歧视与报復，同年(1939年)7月，美国国会也通过「谢帕德五月法案(Sheppard-May Bill)」，授权总统禁止或限制美国国家防卫所需之物资出口。

美国第一笔给中华民国的贷款是1938年12月，由进出口银行(The Export-In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Exim Bank)支付约 2 千 5 百万美元，以后其他的贷款则由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平準基金(Stabilization Fund)，而且美国为对抗当时的轴心国(Tripartite alliance) 1941年3月 11 日，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注123)支援他国作战所需，使中华民国获得更多信用额度(注124)。这些支援透过1941年1月28日，打通联络缅甸腊戍(Lashio, Burma)与中国昆明，全长 717 英里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始得由海路送达仰光的物资能进入中国(注125)。

1940年9月27日，德、日、义签订《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
同时期，日本也发表「东亚新秩序(New Order of Greater Asia )」构想，北自西伯利亚南至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 整个经济中心包括日本、苏联滨海省、满州国、华北各省，作为工业制造核心；
第二个地区是亚洲地中海地区，以此亚洲地中海为中心向外扩张至，华南地区、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泰国、新加坡、马尼拉，成为热带人工栽植区(tropical plantation zone)，提供原油、重要的战略原物料。
对于海洋的控制包含：印度南部的印度洋以印度的西部与德国的势力范围为界线，整个太平洋南部，澳大利亚与纽西兰将不再属于白人的世界；划界之后澳大利亚纽西兰将开放亚州人定居(Settlement)，成为新的东方世界。

意味著美国将失去菲律宾、关岛(Guam)、三毛亚(Samoa)等地，也意味著中国门户开放的终结；以后美国将必须仰赖日本获得在亚洲地中
海的战略原物料。例如:锡(Tin)、橡胶(Rubber) 、木棉(Kapok)、马尼拉麻(Manila hemp)这些别处无法取代的原物料。

图:1943年日本大东亚共荣圈。




1940年8月，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Japanes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政策，等于是以打破跨太平洋区域的权力平衡，进而发生影响美国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极致后果(注126)。

1941年7月23日，被德国佔领的法国同意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越南缅甸竂国”)境内驻军并使用该地的空军与海军基地，并且有贸易投资与开发的特权。

1941年7月25日，日军佔领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海军进驻金兰湾(Cam-Ranh Bay)，同时日本在泰国美平河(Mae-Ping Rever)附近也有空军基地，这些地方对于新加坡仅距离750 英里，这威胁到进入中国的补给线，也威胁到麻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 北端的入口，新加坡是进出亚洲地中海的遏制点。并且直接影响亚洲地中海周边的澳大利亚(Australia)、纽西兰(New Zealand)、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并会造成美国属地菲律宾被完全包围(注127)。美国这时才开始真正的使用经济的力量对付日本，冻结日本在美国所有的财产，英国与荷属东印度也跟进使用相同冻结了日本的财产，并以全球禁运为手段对日本威胁(注128)。这日本作战使用原物料的 3/4 以及其主要油料的 88%立即受到短缺的影响，日本面临与西方国家和解以继续取得石油之来源，或以掠夺的方式进而与西方国家为敌(注129)。
罗斯福担心美国当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仍显得薄弱，同时也担心日本会佔领菲律宾作为报復，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产生佔领荷属东印度的企图(注130)。

在1941年7月，对日本执行禁运与冻结财产的作为之前，美国明知日本受限于地理位置与国土大小的限制而具脆弱性，仍然供应日本废铁、油料(含飞机用汽油/海军用重油)、军用载重车辆、各类军需生產用机具，保持对日本贸易继续赚取日本的外汇。欧战正在进行，美国这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态势薄弱，同时也担心日本会以进攻菲律宾做为报復，不希望在没有英国加入的情况之下对日本作战；因为在欧洲场作战，是与具有主宰海上权力的英国一起协同作战，但若这时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作战，是美国跨越太平洋与东亚区域的海军强权进行作战；美国非常清楚 20世纪之初著名的「日俄战争」历史，越洋跋涉的俄国与坐逸待劳据守渤海湾及对马海峡的日本作战，是俄罗斯战败原因之一；太平洋西岸被岛屿隔开的各个滨海地区，非常容易用海空兵力进行防守，对日本而言，日本佔尽地利之便(注131)。
1941年秋季之前美国逐步的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所行为的动机与目的主要还是防止美国在太平洋具有靠近战略交通线重要战略价值的殖民属地受到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均利用联合其他国家的手段来平衡日本的力量，尤其是利用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艰苦的拖住日本，在当时日本这个国家是连美国都要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东亚强权；直到日本直接控制能遏制海上交通线之基地与威胁其属地菲律宾时，才真正採用经济封锁手段，使日本决定採用外交和解以外的，第二个选项对西方动用武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太平洋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美国终于正式向日本宣战(注132)。
中国也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注133)。












备注:
(51) 马汉(A. T. Mahan) 著《海军战略论》，杨镇甲 译，(台北市 :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年)，页 171-173。

(52) H. J. Mackinder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 1904), pp. 421-437, pp.428-432,。

(53) 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Feb., 1938), pp. 39。

(54)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1942) ,pp. 134-135。

(55) 林满红 著，《银线 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China Upside Down :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1 年 8 月)，页 300-301。

(56) 张道行撰，《中外条约综论(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台北市：五洲出版社，1969年)，页 20-22。开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57) “Milestones: 1830-1860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pening to Japan, 1853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30-1860/OpeningtoJapan,Access Date: 2013/03/14

(58) 赵国辉 著，《国际法与近代中日台湾事件外交》，(台北市：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 年 2 月)，
页 9-118。

(59) 林满红 著，《近晚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6 年 9 月 15 日)，页 162

(60) 丘宏达 著，〈钓渔台(钓鱼岛)列屿主权争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研究〉，前引文，页 53-59

(61)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 与 台北—华府—北京》，(台北市：寰宇出版社，中国台湾当局 1996年 3 月)，页 251。

(62) 林满红 著，《近晚史学与两岸思维》，前引书，页 298-299。

(63) No. 137,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 Lea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April 23,
186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xecutive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rtieth Congress, 1867-'68 , Vol. I, p. 47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86768v01 , Accessed: 2010/10/30

(64)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编印，《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 (台北市：台湾银行，中国台湾当局1960年10 月)，页 4。

(65) 李先得(Charles W. LeGendre)，《南台湾踏查手记》，黄怡 译，陈秋坤 校註，(台北市：前卫出
版社，2012 年 11 月)，页 170-171。

(66) 林呈蓉 著，《牡丹社事件 的真相》，(台北县芦洲市：柏杨文化事业，2006[民 95])，页 30；
指台湾地区原住民活动空间不属于任何政权。

(67) 戴宝村 著，《帝国的入侵 牡丹社事件》，(台北市：自立晚报，1993[民 82])，页 76

(68) 林呈蓉 著，《牡丹社事件 的真相》，前引书，页 31 。

(69) 同前註，页 35。

(70) No. 142 bis.],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 Lea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June 19,
186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xecutive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rtieth Congress, 1867-'68 , Vol. I, pp. 490-4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86768v01 , Accessed: 2010/10/30

(71) 李先得(Charles W. LeGendre)，《南台湾踏查手记》，黄怡 译，陈秋坤 校註，前引书，页 21-22；

(72) 戴国煇 著，《戴国煇全集》26 採访与对谈 卷九，(台北市：文讯杂誌社出版，2011 年 4 月)，
页 23-27。

(73) 林呈蓉 著，《牡丹社事件 的真相》，前引书，页 39-41；现今屏东县车城乡沿海。

(74) 郑樑生 著，《中日关係史》，(台北市：五南图书，2001年6月)，页 243-246。

(75)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 与 台北—华府—北京》，前引书，页 254-255。

(76)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46-48。

(77) " Milestones: 1866-1898 /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189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 ... panish_american_war ,Access
Date:2013/03/11

(78)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cit. , pp. 45。

(79) Ibid. , pp. 82。

(80) Ralph Braibanti, “The Ryukyu Islands: Pawn of the Pacific”,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8, No. 4 (Dec., 1954), pp. 972-998, pp. 981 ,
http://www.jstor.org/stable/1951006 .Accessed: 12/12/2011 03:56。

(81)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cit. , pp. 139。

(82) " Milestones: 1899-1913 /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1899–190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99-1913/War ,Access Date:2013/03/11。

(83)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cit , pp. 141。

(84) “Milestones: 1899-1913/ Building the Panama Canal, 1903-191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99-1913/PanamaCanal ,Access Date: 2013/03/14。

(85)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 cit. , pp. 49。

(86) 戴国煇 著，《戴国煇全集》26 採访与对谈 卷九，前引书，页 29。

(87) 张道行撰，《中外条约综论(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前引书，页48-53；澜沧江与湄公河为同一水系，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境内，向南流在寮国进入中南半岛，于越南南端的湄公河三角洲出海，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进入寮国后即称为湄公河。

(88) Cavendish, Richard , “Anglo-Japanese Treaty of Alliance”, History Today , Jan2002, Vol. 52 Issue 1, p55. 1/2p。

(89) H. J. Mackinder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 1904), pp. 421-437, pp.437。

(90) “Milestones: 1899-1913,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99-1913/PortsmouthTreaty, Accessed: 2012/12/15

(91)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November 30, 190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08, Japan, pp.510-51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08 , Accessed: 2012/12/19

(92) 〈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国台当局领导人网页，前中华民国简介

(93) File No. 893.00/1529a.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 Memorandum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of China’ ”,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February 4, 1913.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Congress December 2, 1913 , pp.88-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13 , Accessed: 2012/05/06

(94) Shizhang Hu,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1919-1937, (Westport, Connecticut,London. : Greenwood Press, 1995), pp. 40-41。

(95) File No. 793.94/351a.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inister Reinsch”,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May 11. 1915-5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Congress December 7, 1915, China, pp.14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15 , Accessed: 2012/03/27。

(96) File No. 793.94/430 Japanese Ultimatum to China , Delivered by Mr. Hioki to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Affairs, May 7. 19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Congress December 7, 1915, China, pp. 170-17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15 , Accessed: 2013/03/28。

(97)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 cit. , pp. 144-145。

(98) 这些西班牙属东印度的岛屿都在赤道北边的太平洋，靠近新几内亚北方、菲律宾吕宋岛东南方；也就是位於现今之密克罗尼西亚邦Micronesia 的附近，恰巧位於由夏威夷经关岛往吕宋岛马尼拉湾的交通线的侧翼。

(99)“Milestones: 1921-1936 / 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1921–1922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NavalConference ,Access Date: 2013/03/24。

(100)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 cit , pp. 145。

(101) Ibid. , pp. 145；九国乃：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义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华民国等九国。

(102) Ireland, Bernard 著，《1914-1945 年的海上战争(The War at Sea 1914-1945) 》，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01 日)，页 116。

(103) “Milestones: 1921-1936 / 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1921–1922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NavalConference ,Access
Date: 2013/03/24

(104)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47

(105) Ibid. , pp. 144

(106) Ibid. , pp. 160

(107) Recogni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China, 611.9331/9411
/2:
Telegram, “ President Coolidg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Superior, Washington, August 11, 192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 Vol. 2, China, pp. 193,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28v02 , Accessed: 2012/03/30

(108) Shizhang Hu,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1919-1937, op. cit. , pp. 107

(109) 梁敬錞 著，《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台北市：世界书局，1995 年 7 月)， 第五版，页 17-33。

(110)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pp. 148-149

(111) 梁敬錞 著，《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前引书， 第五版，页 257-268

(112) Milestones: 1921-1936 / The Mukden Incident of 1931 and the Stimson Doctrin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Mukden_incident,
Accessed: 2013/01/11

(113) 893.0146/549,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Hamilton)”,
Washington, July 10, 1937.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3, pp. 13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7v03 , Accessed: 2012/12/16

(114) 793.94 Conference/177:Telegram, “The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Davi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russels, November 3, 1937-9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in five volumes). The Far East, Vol.
4, Undeclared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ntinued from Volume III), pp. 15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7v04, Accessed: 2012/12/17

(115) 秦孝仪 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台北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9 月)，页 55-58

(116)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49。

(117) 秦孝仪 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前引书，页212-213。

(118) 893.5151/428: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Japan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March 26, 1938-no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The Far East, Vol.4, pp. 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8v04, Accessed: 2013/02/10。

(119) 893.5151/434: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nkow, March 30, 1938-11 a.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The Far East, Vol.4, pp. 7 - 8,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8v04, Accessed: 2013/02/10。

(120) 893.5252/428: Telegra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Japan”, Washington, March 30, 1938-7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The Far East, Vol.4, pp. 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8v04, Accessed: 2013/02/10

(121) 793.94/15697,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ecember 29 .1939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 The Far East, Vol. 3, pp. 550-55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9v03 , Accessed: 2012/04/01。

(122) 711.942/2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Horinouchi), Washington, Julay 26.1939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 The Far East, Vol. 3, pp. 558-55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39v03 , Accessed: 2012/04/01

(123) “Milestones” : 1937-1945 / Lend-Lease and Military Aid to the All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World War II.,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LendLease, Accessed 2013/01/06。

(124)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63

(125) “Burma Road is reopened”, This Day In History / World War II / Jan 28, 1945 , History ,
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urma-road-is-reopened , Accessed: 2013/02/23

(126)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54-155。

(127) Nicholas J.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53

(128) Ibid. , pp. 158

(129) “United States freezes Japanese assets”, This Day In History / Jul 26, 1941, History ,
http://www.history.com/this-day- ... zes-japanese-assets , Accessed:
3013/02/23

(130) 因
1929年，美国在东印度群岛、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之投资，是美国对整个亚洲投资总额的 45%，
1939年，美国已经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占全区生产量 27%之油田(美孚石油公司)，而且美国是荷属东印度第三大出口市场，整个东南亚各地区对美国之出口在各自出口总额中所佔比例：菲律宾 79%、马来西亚 44.5%、东印度群岛 18.7%、印度支那 7.1%。
参阅：赫斯(Hess, Gary R.)著，〈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The Emergence of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in Southest Asia)〉，復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译，入江昭(Akira Iriye)，孔华润(Warren I. Cohen) 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 1931-1949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U.S. and East Asia 1931-1949)》，(上海市：復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二版)，页 165-207，页 171。

(131)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d Politic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 op. cit , pp. 158-159

(132) Ibid. , pp. 163-164

(133) 秦孝仪 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北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8月)，页 207-208。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8-21 02:23

第二章 钓鱼台与美国西太平洋军事战略利益关联 ..45
第一节 美国佔领日本发现琉球群岛战略价值 ..46
第二节 美国干涉国共内战反而造成台海两岸分割局面 ..55
第三节 冷战导致变质的《旧金山和约》 ..64
第四节 小结 ..76







第二章 钓鱼台与美国西太平洋军事战略利益关联

本章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开罗会议》以及《波茨坦会议》，有关中国与琉球问题的说明；并自从美国挟拥有核武之势，以其第一号命令占领东亚在太平洋西岸地区大部分离岸岛屿，则是开始说明美国在东亚区域战列政策上的改变；美国在中国虽仍是採门户开放政策，不过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势力向外扩张，中国为其邻国，亦首当其冲，囿于中国领土完整与统一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存在的必要条件，致使美国强力积极介入中国的内政却不得要领，造成中国发生国共两党的政治变局，于是美国利益熏心遂决定永久佔领西太平洋各个群岛带状地、并培育台湾民族主义(自决独力组织)势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期间经历韩战(朝鲜半岛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协助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介入台海，遂造成(中国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也在亚洲造两个韩国，于是美国为满足自身在亚洲的战列利益，与能永久占领(中国藩属)琉球，(从而不惜背弃二战同盟国协议以牺牲中国主权领土安全为前提，与战败国日本殖民政府蛇鼠一窝相互掩耳盗铃、军事托管治理权偷梁换柱给予日本再次殖民琉球列岛、美日两国只手遮天筹划变调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将琉球列岛截断南北琉球，美国觊觎将北段琉球(大隅、吐噶啦、奄美群岛先行交予日本，换得”美日安保同盟协定”与“日本殖民者承认美军永久驻扎南段琉球列岛的大琉球岛军事基地”)。

1945年，日本政府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Potsdam Proclamation)》之条件投降，直到 1952 年《旧金山对日和平会议》后，中国台湾当局与日本才签订”和平条约”，前后经过约七年的时间，美国在远东做了什么，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基本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远东地区，中国前国民政府虽然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四强，但事实上美国是采取了在中国的主权领土上与苏联的实力角逐(如，日本俄国在东北蒙古划分势力范围，都是在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
初期，美国期望一个亲美而强大的中国、英国/苏联共同与美国一起为战后太平洋的和平而努力，共同面对压抑战后的日本侵列野心复苏。

美英苏三国各自为其战后亚洲军事经济战列等利益驱使，都是以牺牲中国为前提导向。
《一》英国，(为了其能够继续二战前在亚洲的各殖民地与经济利益)对于战后不统一的中国并不乐观，甚至有些冷嘲热讽。甚至悲观地认为不如让苏联协助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及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区，要求中国放弃对南洋群岛等地的宗主权领土。
《二》苏联，则希望中国能够对苏联友好，但却逼迫中国政府让外蒙古独立建国，与持续久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军事经济等寡占利益。
《三》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是基于其国家安全与经济富强的美国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放弃对战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宗主权领土，并允诺让其独立建国)(注1)。






美国如何面对远东问题。
第一节 美国佔领日本发现琉球群岛战略价值

琉球群岛本来应该由中国与美国共同管理的，朝鲜半岛亦应该独立，而不是被分裂为南北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3日晚间8时，据美国官方资料记载:罗斯福与蒋中正元帅在针对领土问题的部分会谈表示：他完全同意中国包括辽东半岛以及旅顺(Port Arthur)大连(Dairen)在之内东北各省、台湾、澎湖这些日本曾经由中国夺去的领土，曾经针对琉球群岛是否在战后交由中国的问题，不只一次的询问蒋中正元帅。
蒋中正元帅答称：中国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共同佔领，再按国际託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另对于战后朝鲜的状况，蒋中正元帅表示一定要使其独立(注2)，美国则完全了解中国对
于获得(收回)满州(东北三省)、与朝鲜半岛独立的强烈心愿(注3)。


1943年11月26日下午15:30时，
美方约中国代表《王宠惠》秘书长协商会议公报草案，当时在场者尚有:
美国驻苏大使 哈里曼(William A.Harriman,1891－1986)、
英外次相 贾德干(Sir Alexander
Cadogan, 1884–1968)、
英外相 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
英国所提之公报草案，企图将草案第四段文字:「例如满州、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应该归还中国」，
删除了「当然应该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英外次相贾德干解释：「此项修改之拟议，盖英国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何以其他被占领地区未说明归还何国，独对满州(中国东北三省)、台湾等地声称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言明尔」。
英外相艾登在场未发一言。
我国代表王宠惠说：「如此修改，非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然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言明，易滋疑惑。世界人士均知此大战，由
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
英国外相贾德干又说：「本句之上文已曾说明，『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则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中国，不必言明」。
我国代表王宠惠则说：「措词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故如不言明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故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
美国代表哈里曼大使表示赞成王宠惠之意见，并且主张公报不採用英国草案文字维持「当然应归还中国」原文(注4)。


1943年11月27日，发表《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 》:
日本1914年以后窃夺自中国的满州、台湾、澎湖等领土，在战后应该要归还给中国，而且应将日本驱离，所有他以武力夺取的土地；受奴役的大韩人民，应在战后获得自由并且独立(注5)。


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在《太平洋会议》(Pacific War Council)上宣称，要:
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战后由苏联佔领；
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大连港与满州铁路的权利》主张；
苏联参加美国《为期40年的朝鲜託管协议》；
史达林完全了解现在为日本所控制《琉球原本就属于中国》，也已经同意战后琉球应该要交由联合国託管，送交託管之前的强制军事占领是为了维持和平的目的；
而各个太平洋岛屿在军事占领期间的民政单位(Civil Administration)应以付出的态度
寻求该的住民的福祉为首要，而不是寻求利益(注6)。


1944年12月30日，美国已经知道军方的原子炸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完成準备(注7)。
为了要进攻日本本土，美国的联合参谋会议向总统报告:
(一)建议使用苏联的堪察加岛(Kamchatka) 作为海军基地。
(二)分析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北部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千岛群岛(kuriles)及库页岛北部及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运用。
(三)美国空军需要借用东西伯利亚的陆上空军基地。
(四)建议如何提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係(注8)。




上图:盟国美军于二战晚期反攻日本的亚洲军事行动战列图。


但是，美国曾于1945年2月8日，罗斯福与史达林在雅尔达的里瓦的亚宫(Livadia Palace)的私下会谈，罗斯福总统在口头上对史达林表示尚未
与中国商量，因为与中国人讲话有个问题，要是跟他们任何事，24小时内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口风不紧，容易泄密走漏风声)；不过史达林表示他会在四月利用与中国外长宋子文(T.V. Soon)见面时说明(注9)。

1945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与苏联的史达林(Marshal Stalin)在中国未参与的情况下仍然达成了下列《雅尔达密约》协议(注10):
1. 中国的蒙古的自治现状要被维持。
2. 日本在1904年对苏联诡诈侵略所获得之库页岛南部要归还苏联、大连商港(Commercial Port of Dairen)要国际化并确保苏联在该港口之安全,此外旅顺港(Port Arthur)要能够供苏联海军使用。
3. 连接中国大连旅顺的中国东部铁路与南满州铁路，要中国与苏联共同经营，并且能够确保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中国保有满州(东北三省)的所有主权。
4. 千岛群岛要交还苏联。
5. 有关中国外蒙古的独立与自治，要经过中国战区蒋中正的同意。
6. 有关协议中的各项内容将由苏联与中国签订友好协议。
7. 以利苏联给予中国协助，解救中国于日本的约制。


1945年7月16日--8月1日，召开《波茨坦会议》期间，关于远东问题协商的会议，美国的战争助理国务卿 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 1867–1950)即在一份给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显示，依据《雅尔达协议》的精神，美国在远东地区对中国的一贯政策仍然是门户开放，并确保中国在满州地区的领土主权，对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会议中，让苏联在中国满洲地区拥有的各种权利，希望中国与苏联会商时不要做任何协议之外的让步，使苏联在满州地区其他港口控制、或阻碍正常的贸易进行。并强调苏联除了租用旅顺为军用港口之外，不可以在大连、或是满州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设防，以免破坏了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注11)。不过，中国外长《宋子文》于1945年6月11日，已经见过鲁门总统，而且杜鲁门总统告诉宋子文，《雅尔达协议》的结果，并且美国希望苏联参战对抗日本，中国若想要有更好的条件得靠自己去争取(注12)。
1945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联合参谋作业团在《波茨坦会议》中提出，要进攻日本九州(Kyushu)、本州(Honshu)，必须以冲绳(琉球/Okinawa)、硫磺岛(Iwo Jima)、马里安纳群岛(Marianas)、与菲律宾群岛作为轰炸机基地；并利用琉球群岛(Ryukyus)中的《宫古岛》(Kiyako Jima)与《喜界岛》(Kikai Jima)提供物资补给，将可以加快对日本进攻的进程(注13)。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美、英、中三国开出条件给日本投降的机会，否则盟国的军事力量对日压迫直到日本停止抵抗为止，特别指出《开罗宣言》的内容必须被落实，而且日本应被侷限于:
《本州(Honshu)、北海道(Hokkaido)、九州(Kyushu)、四国(Shikoku)以及那些由
盟国决定的小岛上》；并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注14)。


美国1945年8月6日、8日，别于广岛(Hiroshima)与长崎(Nagasaki)投下原
子弹(注15)。
终于迫使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
美国1945年8月11日，发布盟军一般命令第一号(General Order No. 1)：「在中国(满州地区除外)、台湾、法属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中南半岛/中国南半岛)》，的所有日本资深指挥官及其地面、海上、空中以及后勤部队，一律向蒋中正元帅投降。《二》在满州(中国东北三省)地区、在库页岛(樺太)(Karafuto)地区、以及朝鲜半岛(Korea)北纬38度以北，之所有日本资深指挥官及其地面、海上、空中以及后勤部队，一律向苏维埃远东战区总司令投降。……。
《三》日本在太平洋授权岛屿(Mandated Islands)、小笠原群岛(Bonins)、以及其他岛屿，一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投降。
《四》在朝鲜半岛(Korea)北纬38度线以南的日本资深指挥官及其地面、海上、空中以及后勤部队，一律向美国之朝鲜远征军指挥官投降。
《五》在日本主要岛屿及邻近岛屿帝国总部的资深指挥官，以及在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地面、海上、空中以及后勤部队，一律向美国太平洋地区之陆军总司令投降」(注16)。

虽然，第一号命令经过1945年8月14日，再修改第《四》:
将《四》在朝鲜半岛(Korea)北纬38度线以南的日本资深指挥官及其地面、海上、空中以及后勤部
队，也向美国陆军太平洋总司令投降(注17)。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函给史达林徵询其对第一号命令的意见，史达林在8月16日，回函表示无反对意见(注18)。

然而这时，中国虽然尚未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注19)。
但是整个东北亚除了中国满洲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被苏联所接管外，剩余中国自身战区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之外，其他几乎都被美军所佔领。

由《雅尔达会议》有关远东地区的协议、美国投下原子炸弹与的时间及盟军第一号命令的内容来看，美国根本就放弃了《波茨坦公告》的合作精神，也不在意中国是否与苏联订约。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整个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国家的命运，甚至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战后安全稳定的发展。
1945年8月上旬，美国为日本拟好了《日文:降伏文书/中文:战败投降书》(Instrument of Surrender)：
「日本政府(Japanese Government)及帝国总部(Japanese Imperial Headquarters)接受
美、中、英三国政府首领于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又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所加入之公告所列举之条款」(注20)。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本土的东京湾(Tokyo Bay)内盟军美国密苏里号战舰(USS Missouri)上，日本以及包含中国代表在内的盟国各军事代表，在这份投降文书上签字，完成受降仪式(注21)。

1945年9月2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thur)盟军最高统帅(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s, SCAP)执行日本的占领与控制(注22)。
佔领日本后，则由美国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 统帅指挥部(General Head Quarters,G.H.Q.) ，完成同盟国交付任务将日本彻底解除武装(Disarmament):
强迫其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
非產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非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发展(注23)。
消除日本所有能够造就军事力的潜在力量，包括所有重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并且在政治、经济与行政上的权力完全分散，将美国的民主观念殖入日本的政治以体系中；并迫使日本在1946年，制定《非战宪法》，在第9 条规定了日本放弃军备交战权(注24)。

1945年11月12日，艾奇逊(George Atcheson)的备忘录显示日本人木户幸
一(Marquis Kido, 1889–1977)告诉美国的一个消息，日本曾经在1945年6月6日，派人向苏联提出协助向盟军求和的讯息，不过苏联没有回应，而当时正是美国在太平洋佔领了瓜达康纳(Guadalcanal)、冲绳(Okinawa/琉球)、塞班(Saipan)等岛屿的时候，艾奇逊认为这些岛屿必有其珍贵的战略价值，否则为何坚持决战的日本，在这些岛屿被佔领的时，其态度会如此转变(注25)。


1948年3月，麦克阿瑟、乔治.肯楠 (George F. Kennan, 1904–2005)，针对琉球战略价值进行意见交换，麦克阿瑟认为琉球岛有充足的空间发展强大而有效地的空军所需要的基地，这个空军能够有效摧毁由海参崴(Vladivostok)到新加坡(Singapore)之间任何一个亚细亚大陆上的港口设施。只要美国能够在琉球岛有效的发展并驻军，美国绝对有能力于”不在日本本土驻军”的情形下达成防卫日本的目标。
麦克阿瑟一再强调美国应该要保持佔领部队的进驻直到和平条约完成，在此期间完成维持日本内部防卫与安全的任务，已在日本人心目中建立一个美国没有拋弃他们的深刻印象。强烈的请求注意这样的考量，美国应立即决定在琉球驻军，并且投注足够的经费以永久驻军在琉球目标做必要的军事建设；基于这样的理由，在北纬29度以南与琉球岛相连接琉球群岛的所有岛屿都非常重要；在那里的琉球列岛住民从未被日本完全的同化过，日本殖民者向来看不起琉球台湾当地居民，因此在盟军佔领日本之后，麦克阿将军曾经强制要求至少50万的日本殖民者本土人口再次迁移到琉球。
而且将原来受《盟军驻东京最高军事司令部指挥官 /SCAP 》管制的二战前日本殖民地冲绳县(琉球列岛)，改由《美国远东指挥部/Far East Command》管制(注26)。这项(美国擅自调整琉球人口结构比例的大举外来人口迁移)措举间接影响了往后琉球自治政府首长的选举。

麦克阿瑟指出：如果我们要由外部驻军防卫日本的话，空军兵力比陆军及海军更重要，在琉球(冲绳/Okinawa)上驻防足够力量的空军兵力，则美国可以由外部岛屿驻军，进行对日本本土的防卫。
可由“”马里安纳群岛(Marianas)/
琉球群岛(Ryukyus)/
阿留申群岛(Aleutians)
所形成的链状地带，而《大琉球岛》则是其中关键的堡垒。这条线是以菲律宾为侧翼的一条先进前哨，而和南方的澳大利亚、英国、荷兰(二战前)的(殖民地)岛屿相邻接，至于北边的侧翼则是日本本土。美国必须以日本殖民地冲绳(大琉球)岛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澳大利亚(Australia)及新西兰(New Zealand)特别希望美国能够稳坐其中(注27)，因为这样防卫的效果比由他们自己进行防卫效果更佳。


1948年3月25日，美国政策规划参谋主任”乔治.肯楠”，对日本政策建议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必须要用永久持有《大琉球岛》的企图来规划军事基地的建设，在未来国际处分《大琉球岛》的作为上，也要朝著使美国能够永久战略控制琉球的方向而努力，并立即开始著手研究如何进行(注28)。

自此美国对于日本以及琉球的政策即依照乔治.肯楠的建议转向，各层级的报告均须附上肯楠的建议。美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对国务院提出了在太平洋西岸军事略布局的重要建议，认定有必要在
琉球群岛(Ryukyus)北纬29度以南所有岛屿、
马库斯岛(Marcus)、
孀妇岩岛(Sofu Gan)以南之南方诸岛(Nanpo Shoto)诸岛
等地的军事设施与基地(注29)，亦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NSC 13系列的基础(注30)。


1948年6月中旬，中国前国民政府要求(盟国)美国要将(二战期间)当时受到美国佔领的琉球(Ryukyu)群岛归还中国政府(注31)，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戡乱(国共两党)作战。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1948年8月，对于中国的情势分析报告:若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领土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美国将琉球群岛归还给中国，则将使苏联获得这些岛屿的使用权，进而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包含(战后)日本在内的防卫体系(注32)。





第二节 美国干涉国共内战反而造成台海两岸分割局面

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自 1945年秋季开始，陆续开设其在中国各地之总领事馆，1946年4月，开办住大连及驻台北领事馆，1948年初，将台北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馆(注33)。

1945年9月7日，中国外交部曾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要求没收日本在华的公、私财產，以做为自 1931年 918事件以来所受的损失，这些财产包括一切在华的商务企业、工厂、飞机、有线与无线之通讯系统、矿业以及所有一切的资源，并请美军协助在中国接受之前暂时保护这些财产不被破坏、隐匿、移动(注34)。这虽保住了满洲地区以外的日本财产，但是在满州地区则因为 美苏《雅尔达协议》的影响遭到苏联的夺占，自此中国的共产党受到苏联的支持在东北地区逐渐壮大，并于 1945 年8月，开始往来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在渤海湾(Bohai)的狭窄海域，在东北热河、锦州、长春，以及山东等地进行反国民政府活动(注35)。


1945年底，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长达 10余年的对日作战中有8年(1937-1945 年)的中日两国进行了三光焦土作战，中国社会各阶层面临百废待举亟待复原，不过中国国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其间的摩擦尚未平復，已处于分治分裂的状态，及其武装冲突严重。
这时盟国美国海军已陆续进驻中国青岛及上海，美陆战队则进驻青岛、天津、北京、秦皇岛以及华北等地，并协助中国前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后的物资，遣返战后日本(含本州、四国、九州、原殖民地朝鲜、琉球、台湾)滞留在华的军民各自原籍(注36)。
由于中国前国民政府长期配合盟军对日本作战，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国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依据美国 1945 年8月11日发的第一号命令，使苏联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有机会充实中国共产党，并以阻止中国前国民政府夹击共产党部队，以使其能够在东北地区立足(注37)。苏联佔领的地区不但威胁日本，更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停止国共之间
的武装冲突，防止苏联进一步扩张(注38)。美国完全了解苏联的威胁，因此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与远东的稳定非常急切，无法等待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获得结果(注39)。
美国总统”杜鲁门”指派”马歇尔”来到中国，
力阻蒋中正清剿共产党势力之军事行动；自 1945年12月21日 至 1947年1月8日，美特使马歇尔单方面的认为中国可以尽速的完成「民主共和」，要求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战后安定远东的主要力量(注40)。

1946年，国共第二次停战协议无效之后，马歇尔 1946年7月，对中国国民政府军事部队实施武器禁运(注41)。而这项美国所主导的禁运
到1947年5月，才恢复武器弹药运送(注42)，
到1948年，才恢复正常供应量(注43)。
此期间由于东北地区国民政府军队所有军事行动受到美国军事武器禁运限制，致使中国共产党继续由辽东半岛向华东地区(山东、苏北)，甚至向华北内蒙一带(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进行全面渗透之攻势(注44)。


在1948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考量美国军民多半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以及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等地，因在长江以北地区因已逐步沦陷于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使美国驻华的各航空机场无法运作，
建议那些地方的美国公民应该即刻撤离(注45)。


1948年6月，中国共产党渗透范围不断扩大并往西南扩散。
1948年6月12日，国民政府海军颁布「封锁华北海岸及管制沿海船舶交通计划」，对长江口向北延伸至辽河口向西，封锁海域为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四省之领海及海岸，仅
天津、秦皇岛对外通商；配合华中、华北、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劝，消弭中国共產党在江苏北部、胶州半岛东部、山东北部沿岸的海上运输与补给。

1949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 (6月)26日零时起，执行「关闭匪区海港海岸实施计划」，区域除江苏、山东、河北、辽宁之外，更向西南延伸扩及福建、浙江等，省分的海岸及距岸三海浬领海范围(注46)。


1948年12月28日，由于中国国共内战情势恶化，《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要求在中国青岛驻防的美国舰队全面撤离青岛驻地(注47)。

1949年初，美国已经採取对中华民国前国民政府放弃的政策(注48)，并且用中立旁观者的态度，準备为中国的下一个新政权进行外交铺路，并且积极寻求是否有机会找到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裂痕，以利往后进行经济与政治手段，继续寻求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利益(注49)。


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看到中国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情势发展评估后，提出「台湾略的为重要性(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的备忘录，
对台湾及其邻近岛屿(Formosa and its immediately adjacent islands)与澎湖可能受到共产党势力的控制，建议美国必须要保持对台湾的良好关係，并协助在台湾抵挡共党的侵略，否则对美国的国防安全利益有极不利的影响，并将这些建议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参考成为 NSC 37文件(注50)。


接著，《美国国务院》也针对台湾之政治情形作成 NSC 37/1文件，指出台湾与澎湖的法律地位属于尚《未》完成”对日和平条约”的状态(注51)。美国目前对于台湾与澎湖的立场是依据《开罗宣言》的承诺，以及二战后《盟军美国第一号命令》的推动，承认台湾与澎湖由中国(军事)佔领的现况；碍于在台湾独立的份子：台湾本土民眾、中国大陆到台湾的外省籍管理阶层、以及共产党三种成分，特别是(台湾岛)本土民眾于19世纪开始反对中国人，如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反对日本人一样，这些本土民眾非常希望在美国、或是联合国的协助下完成独立自治，(由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严禁(台湾人)参政。
1947年，(228事件的)”革命”行动(台独)本土民眾菁英份子受到来自大陆(外省籍)管理阶层的清算，(致使)目前残存的菁英分散在香港、大陆、台湾内部，(由于)力量微弱尚不足以发展(台独)”革命”行动；(特别)提出美国应即小心而秘密的寻找这些潜在的(台独)菁英并取得联繫，培养这些(台湾)菁英人士组织自治力量，以备往后推展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因为一个分裂的亚洲中国)这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注52)。
1949年3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席德尼索尔斯”(Sidney William Souers, 1892–1973)综合了 NSC 37、NSC 37/1、NSC 37/2,(注53)、 NSC 37/3, (注54)、 NSC 37/4(注55)的内容拟定了 NSC 37/5 文件，「对台湾问题的补充措施(Supplementary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文件 (注56)，与 NSC 37/1文件相较 NSC 37/5 的文字已经收敛许多，这份文件获得美国总统的批准，向台湾的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的”陈诚”将军表达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不希望大陆的混乱散播到台湾与澎湖地区；对于中国前国民政府过去在台湾的治理情形并不赞同，并且暗指若执政当局不改变作法，台湾的独立自治之民间力量可能还会再起，世界舆论将支持台湾人的独立自治；让台湾了解美国将经过其国会立法的程序，达成对台湾的经济支援之目的，并且用其他可行的方协助台湾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不过军事与经济支援的这些工作，均应在暗中低调执行；且不希望大陆难民潮继续涌向台湾，影响使台湾加重美国的负担。
美国分析(单方面)认为在生长在台湾的人民，是具有同质种族的群体，非常排斥外来的血统人种，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已经在和谐的政治状况下被答应交给中国，不过在 1947年2月以后，(228事件)已经不像以前和谐的状况了，从各个基层的角度来看台湾处于一个不受极权控制的气氛中，可以利用要提供台湾人机会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未来，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政府在政治上选择，要面对共产党、还是要向美国靠拢。除非美国政治军事战略放弃在远东的位置，否则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块岛屿要地，不过这样情形要看的未来共产党的扩张是否停止。

也就是说美国重新在远东地区欲获得适当位置，必须寻求方法防止共产势力控制台湾，并增加其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虽然 NSC 37系列文件的文字并没有全部在 NSC 37/5文件中出现，但事实上美国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行为，均照著 NSC 37系列文件，(充分放大)利用台湾地方性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发展(培殖)台湾分离主义(Taiwan Secessionism)，也就是说美国在暗中支持台湾地方性民族主义运动(注57)。

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黄华”(Huang Hua,1913－2010)一再确认无法以外交方式沟通后，1949年8月 2日黎明，离开南京飞往琉球(注58) 。

1949年8月8日，美国出版「中美关係：1944-1949,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的文件简称为「对华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文件中美国指责中国国民政府为贪腐的政府，撇清与中华民国的关係，并推卸美国在中国政策失败以至于「丧失中国」的所有责任(注59)。这一份文件也严重地影响了美国高层政策官员对于蒋中正以及中华民国的看法(注60)。自此美国则陆续关闭那些在中国已经将被共产党军事威胁、或被解放城市之外馆(注61)。


1949年8月22日，《美国家安全会议》 NSC 37/7「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文件，指出对于防
止台湾遭共党势力侵袭，已经无法用外交与经济的手段替代军事手段进行解决，《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若要保有在西太平洋亚洲大陆离岸防线，要非常注意「台湾问题」；台湾的状况关係整个亚洲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已经将它纳入美国亚洲政策设计的考量(注62)。

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48/2文件制定美国对於亚洲的政策(The Position of the U.S. with Respect to Asia)，指出必须防止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非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发展；对于台湾与澎湖群岛问题，指出除了美国适时的外交与经济的协助外，不能由其他国家介入干涉(注63)。

权宜之计(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新闻稿中公开表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中国)的政府」(注64)。

1949年12月31日，美国在台北开办其驻华大使馆，并在其中设置「领务组(Consular Section)」(注65)1950年1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在记者招待会中，公开声明：「在战争中期，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中华民国主席在开罗同意，台湾是日本窃自中华民国的领土，而台湾应该归还中华民国。……上述声明被并在《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被转致日本作为他们投降条件之一，且被他们接受，并且投降是在那基础上达成。……当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时，没有人对它提出法律家的疑问。他被认为是依照许诺的 (That was regarded 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itments)」(66)。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正规军使用重型坦克越过边界爆发了朝鲜半岛战争(注67)。麦克阿瑟将军指出若台湾被敌对(共产党)势力所控制将成为一艘不沉的航舰，那将严重危害到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安全(注68)，(由于北朝鲜军事跨越北纬38度界线后，从此)改变了美国对台湾在军事上的措施，1949年6月25日，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台湾被中国共产党解放统一。

1950年6月27日，由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已经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助台湾军事防御遭受攻击，作为这一行动必然的结果，我也呼吁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大陆之所有空中及海上的攻击骚扰军事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将监视落实这一呼吁。台湾地位未来的决定，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復，日本和平解决，或经由联合国考虑……」(69)。

美国至此顺水推舟将其战略安全的利益再向前推进一步；这可由1950年7月2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驻台湾当局的大使的电报证明，他表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已经非常清晰，且毫无疑问的为了在军事上减轻对太平洋和平的威胁，决定中立台湾与澎湖。若有任何在台湾的美国官方、或非官方的人士协助中国台湾当局，折衷美国总统在1950年6月27日，声明的立场，必须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注70)。

1950年8月3日，《美国家安全会议》 NSC 37/10文件表示:为不损害美国未来对台湾的行动之自由于主动，美国应继续防止共党势力侵袭台湾。应即评估在台湾之中国蒋介石军事部队装备堪用情况，以利后续对中国蒋介石部队进行无偿之军事援助(Military Grant Aid)。并对中国台湾当局进行必要的政治安排，调查任务
由《美军远东总司令部》(Commander in Chief, Far East)执行，并将这些调查的结果转换成军事援助之计画(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并指定美国国防部派遣在台湾之军事联络军官，作为美台双方军事联络工作(注71)。

1950年12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里(Clement Richard Attlee, 1st Earl Attlee, 1883—1967)联合声明：
「我们同意『台湾』争点应由和平方法解决，并需用足以保障台湾人民利益的方式和维持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而联合国考虑这个问题将有助于上述目的」(注72)。

1950年至1970年代初(1973年)之间，蒋介石台湾当局在经济与军事上共获得约 40亿美元来自美国的援助(注73)。







第三节 冷战导致变质的《旧金山和约》

1947年3月，美国开始进行拟定(对日本)和平条约(The Treaty of Peace)之规划，不
过《盟军驻东京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前，美国必须保持对日本的军事佔领，係考量到日本已经自其在中国、朝鲜半岛与东南亚撤退出来，对日本和平条约的订定必须要顾到日本能够自给自足(注74)。

直到 1949年5月6日，美国对于日本的军事政策仍然维持没太大改变，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针对于战后和平条约进行政策建议之 NSC 13/3文件(注75)，指出针对日本军事安全条约安排，不应在和平条约中制定，直到完成和平谈判后。审视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稳定的程度，才进一步与日本另行订定战后军事相关之条约，目前继续维持解除日本武装之政策。

对于琉球群岛(Ryukyus)北纬29度以南所有岛屿:马库斯岛(Marcus)、孀妇岩岛(Sofu Gan)以南之南方诸岛(Nanpo Shoto)诸岛等地，则依状况之发展，以冲绳(Okinawa/琉球)为中心建设附近岛屿的军事设施。


1949年6月15日，代表美国军方意见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NSC 49文件(注76):
根据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由于中华民国国共内战的变局，苏联共党对外扩张经威胁到美国安全。依照日本各岛之地理位置，恰隔著日本海(Sea of Japan)与苏联海事省(Maritime Province)相望，且与北太平洋的贸易交通线毗连，可控管日本海与中国东海(East China Sea)以及黄海(Yellow Sea)的进出口，并且与北亚(North Asia)之重要港口上海吴淞地区(Shanghai-Woosung area)相关。

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若让苏联控制了日本，将使苏联用日本来做为对抗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前
缘基地的大本营。并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向东推进，直到东南亚区域。

若美国能控制日本，
(1)战时可作为对抗苏联之作战要点，控制(controle) 或缓和(neutralization)日本海、黄海、国东海情势的战略前哨站。
(2)也能够用来作为美国向亚洲大陆以及苏联控管之岛屿及邻近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集结中继站。
(3)使用日本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防线的缓冲地。

最后，并建议在《对日和约》内，应设下有利于未来美国继续使用日本本土国内、(琉球)离岛的基地及设施的权利，并且继续驻军何时撤离则由美国来决定。而且要尽力使日本亲美。
并表示:若仅佔领《琉球群岛》这些离岸小岛，将造成往后驻军的情绪问题，且以琉球群岛的《大琉球岛/冲绳岛》现有的设施状况以及其特有的潮汐与天候特性，对美国海军舰艇的进驻不利，若要长期驻军则必须要有如本州岛横须贺(Yokosuka)这样的本岛基地作為后盾。另由于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情势转变，确保台湾不被具(反美)敌意的政权控制，这些对美国来说也越来越重要。


1949年10月4日，《美国国务院》则认为，虽然《国务院》政治的观点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军事观点是一致的，美国对日本之目标其根本在防止日本受到苏联的侵袭，并确保日本向西方国家靠拢。美国驻军在日本，却对日本亲美的程度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共产党善用隐匿的侵略(Concealed Aggression)，例如使用煽动(agitation)、颠覆(subversion)、政变(coup d'etat)，为防止日本倾向苏联，建议
使用激发日本民族主义的手段，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另《美国务院》认为全球的发展趋势现在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美国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的损失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49，认为现在继续佔领日本的需求应该要在条约中确认、或是诉诸于其他的安排。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认为国务院的意见已将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讲出来了。美国应在日本人民中发展日本的民族主义。并建立日本的警察制度，以排斥及防止苏联对日本的颠覆与渗透(注77)。

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对于解除日本武装以及其的和平条约有了不同的政策方向，开始考虑如何做到《对日和约》不会排挤重新武装日本；衡量若重新武装日本后，是否会受到武装冲突或战争的牵连，进而影响到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并且决定排除所有与日本交战国对日本之战争索赔》，将对日和平条约设计成一个非惩罚性的条约，使日本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与亚洲各国关係友好；并且促进日本成为亲西方的亚洲国家，至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与在太平洋岛屿军事基地，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海权与空权的重要元素；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范来使用这些基地执行防卫部属；在美国未来将改成防卫日本被侵袭。未来太平洋地区盟国的集体安全架构应朝向防止被苏联或其同路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与经济手段进破坏，以消除日本的不安全感(注78)。(由于战后的美国霸权“拉偏架”，假借亚洲对抗共产党意识形态之争前提，企图促使将亚洲各国减轻或放弃对日战后实质性的求偿，擅自将二战时间日本侵列者，包装成二战的受害者。)

1950年3月9日，基于美国政策，国务院对和平与安全条约的立场是必须立即与各友邦政府在外交上取得协调，依照美国对亚洲之政策建置日本和平条约和太平洋集体安全环境；进行和平条约协商的根本在于完成和平条约之后，能够保全美国的安全，以及美国盟友的安全；美国对日本的根本立场是在军事及政治上能够拒止苏联对日本的侵略。
日本的安全问题有两个方面:
其一为，由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所指导致的战争，这些曾经为日本对外侵略所导致战争的受害者；担心未来战争会死灰復燃。
其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共产党对外
扩张所导致的战争。
第一个层面的顾虑可以由和平条约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的顾虑不属于和平条约的范畴。
不过这两者相互关连与重迭不可分割。
至于防止苏联共产党对外扩张的安全这一部分，也有两个层面:
一为，防御攻击与入侵；
二为，抵挡的党苏联共产党渗透颠覆以及政变。此外保有武装部队与军事基地在日本的权利。并不能够确保美国军事的强健，除非日本有健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作为基础(注79)。这与前段 NSC 49及 NSC 49/1文件是一致的，因此可说国务院在筹备对日和约的一切措施，在该政策指导下进行。
1950年4月12日，美国”杜鲁门”总统核定国家安全会议围堵苏联共產党为目的之 NSC 68文件(注80)，由 1950年4月1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筹备《日本和平条约》时，考虑的是美国军队现在仍然占领日本尚未撤离，以及苏联和现存于台湾的中国蒋介石当局，都具参与和平条约的身分，现在还不适宜对和平条约下定
论；但必须要注意的两个安全面的问题:
一，为防止日本再度成为侵略的日本，这一点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特别在意，
二，是要防范苏联共产党侵略已被解除武装的日本。

美国务院对于《对日本和平条约》的立场，
是在远东委员会(Far East Committee, FEC)促成一个《非惩罚性的对日和平条约》，当时整个亚洲局势不断恶化，会谈间美国海军上将”谢尔曼”(Frederick Carl Sherman , 1888–1957)甚至认为台湾会在半年之内会被中国共党势力所解放控制(注81)。


1950年9月7日，美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 1893–1971)
与国防部长”强生”(Louis Arthur Johnson, 1891-1966)《致总统备忘录》，获得”杜鲁门”总统 1950年9月8日，批准(注82)。
指出往后美国对筹划《对日和平条约》之关键原则:
(1)包含美国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使美国在朝鲜之军事状况获得最有利的解决。
(2)并确认断绝苏联获取日本之自然、工业、人力等重要资源。只有美国能够在日本包含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在内的各岛屿驻军，并直接受美国军方的指挥；有关安全的安排，要防止美国之驻军被驱离日本，直到最有利于美国的替代安全安排被决定为止。
(3)要确保日本在受到外部攻击时，具有使用其不可剥夺的自卫之权利。
(4)国务院与国防部要密切合作解决所有在日本之美国驻军与日本政府之间后续的所有问题，条约应使维持在美驻军之所需费用由日本支付。
(5)和平条约也不能影响，美国对马里安纳群岛(Marianas)加罗琳群岛(Caroline Islands)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之託管。也要确保美国《排他的战略管控琉球群岛》在北纬 29度以南的所有岛屿包含马库斯岛(Marcus Island) 以及孀妇岩岛(Sofu Gan)以南的南方诸岛(Nanpo Shoto)。
(6)由日本提出要求美国驻军压制大型暴动与骚乱。
(7)并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要经常相互諮询与协调共同合作，使这份对日和约达到符合美国整体政治利益的最终目的。


1950年10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针对《琉球民政府》(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发布了一份机密的备忘录(注83)，指出:
依据日本投降以及国际法所赋予佔领当事国的权利与责任，美国为《琉球群岛民政府》之责任国。这份指令不损害美国在琉球佔领的权利与义务，直到这岛屿最终的国际状态被决定为止。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长久持有琉球群岛的政策，依据军事安全的必要性，在这些岛屿上发展与保持军事设施，以及培育岛上住民的之经济与社会福祉。并且受《远东总司令部(Commander in Chief , Far East)管辖。


1950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部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加入朝鲜半岛反击战争。
1950年11月3日，除透过联合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北纬 38度线以南撤退之外，使美国更加担心会发生世界性的全面战争，美国家安全安全会议认为，美国应就未来发生世界性之全面作战预做计划并準备执行(注84)。
发展至此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政策方向大抵已定，对于和平条约的筹划，完全是在政策指导下进行，对于和平条约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相信应该早已确定，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在《对日和平条约》的商议过程，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在台北与日本所签订的《台日和平条约》，已属工作阶层枝微末节的后续(配角位置)发展而已。

自从韩战(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担心若介入南朝鲜的战争将使发生全面战争(General War)；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倾向使用联合国部队迫使北朝鲜退回北纬38 度线以北，总之美国的态度是消极的，仅希望能够将朝鲜半岛的状态恢復到 1950年6月25日之前的状态(注85);希望透过政治手段保持美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并且在联合国内徵询各国的意见是否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参与美国在朝
鲜半岛北纬 38 度线以南驻军(注86);因为如此美国才能在其佔领地日本与苏联共党势力之间多一个《缓冲的区域》。美苏两国这样的想法无疑是牺牲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从《板门店停战协
议》签订为开始，美国在亚洲制造了两个韩国，韩国分裂迄今且成为东亚的热
点，且持续成为美国利用作为在东亚战略利益操作的支点之一。


1950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稿；
关于《对日和平条约》的七项大意(Presumably the 7-points of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声明：
(一)参与各方(Parties)、
(二)联合国(United Nation)、
(三)领土(Territory)、
(四)安全(Security)、
(五)政治与经济安排(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rrangement)、
(六)索偿(Claim)、
(七)争端(Disputes)。

对日和约七项大意之声明：
《一》日本将承认朝鲜的独立同意联合国託管。
《二》琉球群岛(Ryukyu and)和小笠原岛(Bonin Islands) ，以美国为管理权限。
《三》接受英国，苏联，中国台湾当局和美国未来对台湾(Formosa)，澎湖列岛(Pescadores)、南库页岛(South Sakhalin)和千岛群岛(Kuriles)地位的决策参考。
《四》在条约生效后的一年之内未决之事件，联合国大会将决定《在中国台湾当局内的特别权力与利益将被放弃》。
《五》条约将考虑待由联合国进行妥善之安全安排之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使用在日本地区的设施，继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六》日本将同意遵守多边条约中关于麻醉药剂与渔业的规定。
《七》战前日本的双边条约可以重啟，新的双边条约缔结之后，日本将在正常贸易条件之列的例
外，成为最惠待遇国。
《八》参与和平条约”各方均放弃”在 1945年9月2日前，日本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声索：唯独盟军有权利在日本领土之内保有房地产；日本将负责这些房地产的完整，若无法复原，则将以日圆方式依照商定的价值进行赔偿。
《九》由国际法庭主席设立中立法庭解决理赔纠纷，其他纠纷则由外交解决，或由国际法院解决(注87)。



《一》《琉球群岛》问题比较单纯先说明于此，依照美国防部长”马歇尔”在 1951年6月28日，发给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基于军方立场以及杜鲁门总统在 1950年9月8日，批准的和平条约处置原则、对和平条约的审查意见，要求在旧金山和平会议所签订的和平条约，第三条直接明文(注88):
  “”日本同意美国对联合国的任何建议放在其託管制度下，美国作為唯一的管理机构，南西诸岛(Nansei Shoto)北纬 29 度以南，包括:
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
大东群岛(Daito Islands)；
孀妇岩岛(Sofu Gan)以南的南方诸岛
(Nanpo Shoto)：《包括小笠原群岛(Bonin Islands)、罗萨里奥岛(Rosario
Island)和火山群岛(Volcano Islands)；冲之鸟(Parece Vela)岛和马库斯岛
(Marcus Island)》。
这样的建议和肯定行动就此作出之前，美国将有权对这些岛屿的领土和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权力和管辖权。“”



《二》对于《台湾问题》则较为复杂详述与后，1950年12月9日，中国台湾当局顾维钧对美国务院所拟的对日和平条约七点大意，询问关于《台湾与琉球等问题》，有关台湾的处置
由于日本尚未放弃对他的权利，(对日和约)条约，将要求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利。
有关於赔偿的问题，中国台湾当局已经与其他政府一样，也声称将放弃所有赔偿的声索(注89)。
有关于《琉球与小笠原群岛之的问题》，中国台湾当局”顾维钧”认为若由美国託管，可避免中国台湾当局的实力分散，且能使美方实力(牵掣)于远东，权衡利害之后与以赞同(注90)。

1950年9月，苏联指责美国入侵中国台湾违反联合国宪章(注91)。
1951年1月初，联合国关于韩国问题停战条件要求美国海空军兵力撤出台湾及台湾海峡(注92)。
”杜勒斯”表示由于联合国会议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处理，安全理事会的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台湾当局之四巨头恐将无法达成美国所提出的和平条约七点原则声明，美国只有使用延后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来防止将台湾交还给《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注93)。

1951年2月26日，英国方面对于台湾的处置意见为，日本宣布放弃台湾与澎湖主权及权利主张之后，应将台湾澎湖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注94)。杜勒斯 于 1951年3月20日，告诉(台湾当局)顾维钧关于领土问题中解决「台湾问题」方式条款，表示决定将「台湾问题」，留待将来根据国际情势的发展决定，在《和平条约》草案第2章领土(Territory)第2条内仅要求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主权及权利主张，后没有註明授予对象(注95)。杜勒斯针对这措施指出：「这种不做任何处置的处置是可取的，绝对能够排除现阶段国际上对于台湾的关注，并有利于往后弹性处理」(注96)。
美国依据其国家利益以及前述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政策文件，坚持《对日和平草约》只交给台湾的中国台湾当局审阅，并与之进行讨论(注97)。
但是究竟如何解决？何者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与签约》则使美国非常困扰。

1951年4月中旬，英国与印度等国开始向美国务院交涉，并在联合国内积极关说，反对中国台湾当局的参与《对日和平条约》之签定，英国甚至(代威胁的)表示拒绝在《和平会议》上签字(注98)。
在中国台湾当局方面也表示中国台湾当局不参加签字，主持和平会议的美国如何能获得亚洲各非共党
国家的信赖，并表示在和约内容内，日本所放弃的台湾与澎湖主权，应註明移交给中国台湾当局，否则美国不只将严重打击在台湾的中国人，甚至对世界各地反共产主义之中国人的信心与士气也造成伤害(注99)。且参加《和平会议》与条约签字不容置疑是权力问题(注100)。

1951年5月中旬，美国”艾奇逊”为顺利推展筹划和平条约事宜，评估美国只有让中国台湾当局参与和约之签订最符合美国利益，不过该如何进行的问题尚待确认(注101)。

日本吉田内阁经过讨论后，则是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定和平条约，而与中国台湾当局保持友好关係，但因为不希望延后和约签订的时间，勉强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选项，在和平会议之后，另外与中国台湾当局的国民党政府订定和平条约(102)。

1951年6月中旬，美英两国达成协议，由日本自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湾当局之间选择订定和约之对象(103)。

1951年7月，中国事务组开始考虑由中国台湾当局与日本在和平会议后条约生效前另签双边和平条约(104)。

1951年8月底，美国务院为防范苏联可能杯葛旧金山会议的进行状况推演(105)。南亚事务办公室则为美国代表团準备印度拒签和平条约之背景资料(注106)。

美国驻中国台湾当局代表”蓝钦”向”叶公超”保证美国将尽全力促成中日双边和平条约(107)。
1951年9月3日至8日，和平会议于美国旧金山进行。1951年9月8日上午，在旧金山歌剧院(San Francisco Opera House)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并在同日稍后，美日两国签订《日本国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
约》(以下简称：《美日安保条约》)(注108)。
虽然，美日两国和约签订了，但美国仍非常担心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或与中苏任一国家建立起正式外交关係。


1951年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依据吉田内阁之言行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之反应认为，日本仍然有和近邻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Rapprochement)的可能，且有意拖延与中国台湾当局进行和平条约的商议，一旦成为了事实，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则将是岌岌可危(注109)。
但因日本在联合国内部，仍需要中国台湾当局(安理会上)的友谊、以及日本现在仍然反共、且台湾地区的贸易对日本非常重要，但是在与中国台湾当局签订和平条约这方面(日本则是故意调高人家给予深沉莫测)未给美国肯定的承诺(110)。
建议国务院即要求在日本的美国政治顾问(U.S. Political Adviser)，促吉田内阁与中国台湾当局进行和平条约之签订作业。

1951年12月18日，杜勒斯用美国国会议员核准《旧金山和约》有困难为由，要求日本吉田首相签署一份事先拟好的信件，以利《旧金山和约》之核准，首相吉田(Yoshida)、外务大臣佐藤井口(Sato Iguchi)仔细阅读之后，认为这份信件确实表达了日本对于目前情势的立场，并表示将依信件内容寄交杜勒斯，不过此信必需保密，因为吉田首相需要时间据此信之内容，预作舆论準备(注111)。

1952年2月9日，中国台湾当局在台北与日本展开会谈和平条约事宜。
1952年4月28日，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中日和约》)含议定书一份、照会两份、同意记录一份，在照会第一号中註明和平条约各条款关于中国台湾当局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国台湾当局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112)。
这终於确立了一份属于中国台湾当局地位的国际法文件，但中国台湾当局随后因此落入了美国的挟制。
美国之所以会这样安排是因为苏联共产势力对外扩张，致使美国不愿意实践在同盟国《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承诺，进而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国家安全利益(注113)。





第四节 小结

而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中，美国却出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他国交换利益；但当美国获得原子炸弹之后又立即採取唯我独尊的霸权态势，掌控了几乎全部的西太平洋地区岛屿，在开始筹划以美国国家战列利益《对日和平条约》之前美国已经将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前哨基地的位置都看好了，并且开始著手如何满足美国能够永远使用该等岛屿做準备，美国真是贪婪又霸道的强权。历史是一面镜子，应前后连贯且完整了解后，方能 鉴古知今，否则难免陷於偏颇的弊病；
由这章节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后对区域政策与行为的变化，是因为美国对于苏联「共产国际」向外扩张的处理方式不得要领，而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整个东亚情势始终危机不断，于是朝鲜半岛战争的军事爆发则是为了美国自身的亚洲独霸利益，同时调制出台湾地位问题的政策。


1947年开始，美苏两国多次协调二战后对日的和平条约，但是到了 1952年，对日本和平条约内容已然不同於初衷，变调的对日和平条约中，仅看到美国自私的利益，和平条约成为美国扩张东亚海权佔领太平洋西岸大部分岛屿，实现了美国布局西太平洋战略前缘合法化的背书文件。


2012年，季辛吉也承认美国就是靠著干涉他国内政，强力推销美国的价值观(114)。


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规定：
「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採取获授权执行之行动。」
所谓台湾地位问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日本降伏文书》中明白规定归还中华民国(中国政府)，依照联合国宪章第107条之规定，联合国无权推翻上述几个国际协议(115)。。


此外关于，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日本仅只放弃对台湾与澎湖的权利、权利名义、或要求。


依据《奥本海国际法》中关于:
「保持佔有原则(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的叙述「除非缔约国另有规定，和约的效力是使缔结和约时的情况继续……
如:[和约]对被征服的领土，未加规定，佔有者得继续保有并予以兼併」(116)。
其目的，是在补充和约的不足，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确定双方的法律关係。可见和平条约的明文规定，并非战胜国合法取得战败国领土的唯一方法；在若干情况下，《战胜国可以不经和约规定，保持佔有原则，军事占领战败国的领土，但却不能取得其领土之所有权》。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5年，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及不断行使主权行为，如恢復台湾居民的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将台湾岛改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等等。
正如，美国杜勒斯，1950年1月5日，公开发言一般，当时并无任一国家提出抗议，可见各国早已默认中华民国1945年，即在台湾享有主权(117)。


由于，日本二战后吉田内阁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已经有明显的趋向，仍然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抱著无限的希望。直到美国杜勒斯威胁日本，若不与中国台湾当局签定另外的对日和平条约，将影响美国国会批准《旧金山和约》，才使日本不得不修正其做法，这
种情势自然看在美国的眼里，更使得美国要防止日本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于是，在美国对于台湾与日本的地区性民族主义的煽动运用，如前所述美国为防止日本及中国台湾当局导向共产阵营，暗中扶殖反对派用来在两国内部(日本极右派军国主义、台湾台独思想)，进行制衡的一种手段。
美国擅长以这种持续扶植台湾地方性民族主义作为，使美国亚太政策与台湾地方性民族(台独)主义有战略共生的关係(1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策导引台湾地区民族(台独)主义的发展方向，甚至后来认为不应该将台湾交还给中国(119)。而美国再三呼吁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湾当局以和平方式处理两岸问题，则是一个使两岸情势保持胶著状态(维持分裂分治现状)的手段，以维持管理台湾当局能够一直是亲美的政府，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备注：
(1) Executive Secretariat Files, “Briefing Book Paper: Unity of Anglo-American-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52-35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 , Accessed: 2012/04/11。

(2)023.1/5-2157 “Roosevelt-Chiang Dinner Meeting, November 23, 1943, 8 P.M. Roosevelt’s Villa,
Chinese Summary Recor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324-32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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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ed: 2012/04/15。

(3)J.C.S. Files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inut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330-33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3CairoTehran, Accessed: 2012/04/15。

(4) 秦孝仪 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三)，(台北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使委员会，1981年9月)，页 530-532。

(5) Cairo Legation Records, “Final Text of the Communique”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 pp. 448-44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3CairoTehran, Accessed: 2012/04/19

(6) Roosevelt Papers, “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Pacific War Council” , Washington, January 12,
194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86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3CairoTehran , Accessed: 2012/04/ 20

(7) Defense Files, “The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Marshall)“, War Department, Washington, December 30, 194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383- 38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 ,Accessed:2012/04/21

(8) J. C. S. Fil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23 January 1945, Joint Chiefs of Staff Fil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96-400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 Accessed:2012/04/27。

(9) Bohlen Collection, “Bohlem Minutes: Roosevelt – Stalin meeting, February 8, 1945, 3:30p.m.
Livadia Pala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76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 , Accessed: 2012/04/27

(10) L/T Files, “Agreement Regarding Entry of the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an”,Fabruary 11,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98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 , Accessed: 2012/04/28；蒋中正 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市：黎明文化，1985年2月)，页 111-113；作者蒋中正在其中亦说明:中国并未参《加雅尔达会谈》也未曾给予签字认可，在(国际条约法则)法律上自然不受其限制，但美国之于苏联与中国的政策，对中苏谈判的影响至深，使中国不得不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

(11) 740.0011 P.W./7-1645，The Secretary of War (Stimson) to the President, Babelsberg, 16 July,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2 , pp. 1223-122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Berlinv02 ,
Accessed: 2012/04/30。

(12) 浦洛基(Serhii M. Plokhy)著，《雅尔达 : 改变世界命运的八日祕会》，林添贵译，(台北市 : 时报文化, 2011年)，页 495。

(13) No. 1381 J. C. S. Files,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to President Truman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Babelsberg, July 24, 1945,[Appendix A] Plans and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2 , pp. 1468-146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Berlinv02,Accessed: 2011/08/25 ，

(14) No.1382,740.00119 Potsdam/7-2645 , “Proclamation by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otsdam July 26, 1945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2, pp. 1474-147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Berlinv02, Accessed: 2010/03/28

(15) “Milestones: 1945-1952, Atomic Diplom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45-1952/Atomic, Accessed: 2012/11/12

(16) SWNCC 21 Series,”Revision of General Order No. 1”, SWNCC 21/5, Washington, August 11, 1945.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Vol. 6 , pp. 63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 Accessed:
2010/03/26

(17) SWNCC 21 Series,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hington, 14 August, 1945.Annex 1 Enclosure ”A” General Order No. 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Vol.6, pp. 658-659,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 , Accessed: 2010/03/26

(18) 740.00119 PW/8-1645, “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of the Soviet Union(Stalin) to President Truman”, Moscow, 16 August ,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Vol. 6, pp.667,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Accessed:2011/07/21

(19) 张道行撰，《中外条约综论(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前引书，页200。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订约日期为1945年8月18日。

(20) 740.00119 Control (Japan)/8-1445 President Truman to General of Army Douglas MacArthur, Directive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Enclosure 2,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 Vol. 6, Japan, pp.64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 Accessed: 2011/08/26

(21) For text of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Executive Agreement Series No. 49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 Vol. 6, Japan, pp.70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 Accessed: 2011/08/26

(22) 740.00119 Control (Japan)/9-1345, “Instruction to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Message No.1)From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hington, September 6,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 Vol. 6, Japan, pp. 71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6, Accessed: 2011/08/26

(23) Claude Albert Buss, The Far East : a history of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 (New York : Macmillan, 1955 ), pp.443-454。

(24) 740.00119 Control (Japan)/3-846, Mr. Max W. Brshop, of the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kyo, March 8, 194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The Far East ,Vol. 8 , pp.172-17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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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丘宏达教授研析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可能採行路线之分析〉，《丘宏达教授研析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可能採行路线之分析》，外交部档案，451.9/0018，第 2 部分，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档案馆，页 6。

(58) 123 Stuart, J. Leighton: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ugust 1, 1949-3 p.m. & Nanking, August 2-3:20 a.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 8 , pp.80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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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张淑雅，〈美国台湾政策转变考察 1950年12月~1951年5月〉，《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1990年6月，页 469-498 共 22 页，页 474。

(61) 黄刚 著，〈美国设其领使驻华之历史回顾(1786-1993)〉，前引文，页 48-49；
《1949 年》关闭者，有广州(8月24日)、迪化(9月27日)、大连(10月21日)、重庆(11月19 日)、汉口(12月5日)、瀋阳(12月6日)、昆明(12月10日)；
《1950 年》关闭者，青岛(1月23日)、北平(4月 10日)、天津(4月14日)、上海(4月25 日)，南京之驻美大使馆(3月5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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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ecutive Secretariat Files: NSC81,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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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The period of the North Korean offensive, July 1-September 15, 1950: British and Indian
efforts at mediation; United Nations activities concerning Korea; the problem of the 38th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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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顾维钧 著，《顾维钧回忆录》第 9 分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5 月)，页 36。

(91) “Political and Security Questions: Complaint by the USSR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0, pp. 288-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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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Political and Security Questions: The Question of Korea’,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1”, pp. 212 ,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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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Tokyo Post Files: 320.1 peace Treaty, “Memorandum by Robert A. Fearey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 Meeting with Far East Sub-Committee of Senate Foreign Relation Committee regarding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hington, March 1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part one), Japan, pp. 93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2013/03/11。

(94) 694.001/3-3051: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London(Giffo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March 30, 1951-6 p.m., Tokyo Post Files: 320.1 peace Treaty,“Memorandum by Robert A. Fearey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 Meeting with Far East Sub-Committee of Senate Foreign Relation Committee regarding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hington, March 1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part 1), Japan, pp. 95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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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顾维钧 著，《顾维钧回忆录》第 9 分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前引书，页55。

(96) Lot 64D42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Northern European Affairs (Satterthwaite): 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 Washington, March 30,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 (part 1), Japan, pp. 95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2013/03/11

(97) Tokyo Post Files: 320.1 peace Treaty, “Memorandum by Robert A. Fearey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 Meeting with Far East Sub-Committee of Senate Foreign Relation Committee regarding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hington, March 1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part 1), Japan, pp. 93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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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顾维钧 著，《顾维钧回忆录》第 9 分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前引书，页80-99。

(99) 694.001/5-295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Dulles)”, Washington, May, 2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6 (part 1) Japan, pp. 105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2013/03/11。

(100) 顾维钧 著，《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前引书，页
102。

(101) 694.001/5-1651: Telegra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viser to CSAP (Sebald)”, Washington, May 16,1951-4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6 (part 1) Japan, pp. 1044-10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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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694.001/5-1951: Telegram ,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viser to SCAP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kyo, May 19, 1951-6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Vol.6 (part 1), Japan, pp.105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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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694.001/6-1951, Draft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 Chinese Participation And Formos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Vol.6 (part 1), Japan, pp.113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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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694.001/7-2451,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Perkin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Effect of Japanese Treaty Negotiations on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hington, July 24,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Vol.6 (part 1), Japan, pp.1221-122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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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694.001/8-2951,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August 2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 pp. 1300-130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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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694.001/8-2951, “Memorandum by Mr. William L.S. Williams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 Affairs : Background of India’s Decision not to sign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hington, August 29,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pp. 1302-130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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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693.94/9-2751: Telegram, “ The Char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nk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aipei, September 27, 1951-4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pp. 136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11。

(108) Editorial No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pp. 133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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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694.001/10-2351,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Perkin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rospects for Signature of Bilateral Peace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hington, October 30,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 pp. 1389-139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11

(110) 694.001/12-3151, Handwritten Notes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erchant)”, undate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 pp. 139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11。

(111) Lot 54D42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viser to SCAP (Sebald):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Japan , pp. 1443-14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11

(112) 中国台湾当局外交问题研究会，《中国台湾当局对日和约》中(台湾)日外交史料丛书(九)，(台北：中国台湾当局外交研究会，1966年 9月)，页 333-341。

(113) S/S Files: Lot 63D351: NSC 48/5, “Report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Washington, May 17, [Annex 2]: NSC Staff Study on U.S.Objection, policies and Course of Action in Asia, 1951,US.FRUS1951v06p1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 Vol. 6(part 1),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multilateral relations, pp. 40-63,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Accessed: 2013/03/27 。

(114) 季辛吉(H. A. Kissingger,) 著，《论中国 (On China)》，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 10 月)，页 445。

(115) 丘宏达 著，《现代国际法问题》，前引书，页 104。

(116) Writ by Oppenheim’s, L., Edited by Lauterpacht, Hersch,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Ⅱ Disputes, And Neutrality, Seventh Edition, 1952,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 and A. Constable Ltd. Hopetoun Street,Printers to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 611。

(117) 丘宏达 著，《现代国际法问题》，前引书，页 105-107。

(118) Wen-lung Laurence Lin, “The Strategic Symbiosis Between U.S. Asian Policy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Ph.D. Thesis,Department of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Durham , 2006, P. 260。

(119) Douglas Mendel,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172-177。



。

引用 八重王 2016-9-1 10:29

在二次大战后期，日本广大的”皇”军深陷于中国内地游击战的泥潭，进而导致日本侵列军队在漫长補級不断遭遇中断，形成了在南洋各地进退两难而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日本官方认为盟军美国只要拿下台湾，势必将日本官方经营的产业没入、或是交还给中国国民政府！

日本官方不愿让产业落入美军或国民政府手中，让他成为往后攻打日本本土的物资供应来源。
一方面日本也盘算在失去殖民地台湾前，必须给予全力培植亲日的台籍人士使他们壮大，能成为一股潜藏在台湾的亲日反美反中势力，使日本在失去台湾之后还能对台湾有影响力，甚至于有天日本还能失而复得台湾岛梦想成真！



台独是假，投日是真的。
梁光烈将军曾经说:台独问题，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台独一个，不如拉日本一起打。
中国海权问题，贵在谋势。
近代中日冲突与琉球关系甚大，琉球不收复台湾无从固守，中日冲突仍将贻祸于永远。 收台湾岛而弃琉球列岛，并不足以保证台湾岛安全。台湾缺琉球列岛，京津沪辽冀鲁苏浙闽台，驭敵屏障及出入大洋舍近求远皆失。

毛泽东同志:
多阅读历史,就能看到未来。中国于“”琉台“”不守，中日世代必纷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只存台湾而棄琉球，难保一了百了，换得东海百年平和。

1945年6月,盟军攻克琉球群岛,
由于"日军顽强抵抗并采取《玉碎令》的焦土战术",让登陆美军吃足苦头经过浴血奋战。
美军伤亡75000多人，损失飞机763架，舰艇404艘，坦克372辆；
日军伤亡11万人，被俘近1万人，损失飞机7830架，舰艇20艘。
在琉球群岛战役,原本近70万男女老少原住居民，被美日两军交战的战火波及伤亡的超过四分之一,被日军强逼举枪/跳崖/切腹自杀也近数十万之谱。

1945年,美军攻占琉球之时，传回到中国，激起知识分子 庄文 在 重庆 开始编著《琉球概览》：
“提起琉球，我们郁结了六十余年的一腔血泪，不禁遥洒白岛上的战火，吐出一声长喟！”
“琉球不收复，台湾无从固守，中日间的冲突，仍将贻祸于永远。
所以当琉球解放战争已近尾声的今日，吾人回首过去，
应向美军敬致感谢之忱，感谢他们为我们清算了对日的第一笔血债；
感谢他们为我们解放了岛上数十万华夏同胞！”
“翻阅过去的历史，我们知道，前此琉球亡日的史页，便是日本六十余年来侵华痛史的首页；伫望未来的历史，我们希望，此后琉球解放的史页，便是中国向日索清一切血债的首页！”  

近代中日之间的冲突与琉球关系甚大。庄文 编写该书，在资料与观点上受到 胡焕庸 著作的影响。他与 胡焕庸 持相同的立场，
国民政府最好在战后将琉球归于中国版图，来保证东部海域的安全。
收回台湾而放弃琉球，并不足以保证台湾的安全。

1947年6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刊登“琉球史专号”,分次刊发史学家:丁实存 《琉球与我国历史上之关系》、梁嘉彬《琉球考》、岑仲勉《姚文栋琉球小志跋附注及表》。这3篇文章用确凿的史料来论证琉球与中国的历史联结。编辑分析后,特别指出:
“清光绪五年，就是公元一八七九年，乘我国家多事，日人强据琉球，久侵不离，还制造脱离我国的文献，硬说隋书上的琉球是台湾(”琉球列岛与台湾岛”自古到元朝即为一体合称，直到明朝中期改称大琉球小琉球，明晚期清政府才正式开始以分界称为琉球、台湾)。时至今日，侵略者(日本)已自食其果，但无条件投降不过一年，(于1946年)竟野心复萌，居然声言索回琉球，移民台湾。为此特出《琉球史专号》，吁请国人警惕。”

1947年9月，《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日本待了两个星期。他发现盟军美国没有按盟约拆除日本的军用飞机场，相反日本的机场悄悄得到了重建；日本的飞行员没有解散，相反得到美军的训练；日本的武器厂和重工业没有摧毁，相反正在恢复生产。

中国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全体多年来共同殷殷切切的盼望，也是中国历史之必然性，任谁都不能独臂挡车抵抗的。然而，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是表现在琉球列岛与台湾岛问题上，中国的合法核心利益与日本的非法核心利益的冲突。于是，中日两国的核心利益相交碰撞后，难有调和余地。

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毛泽东同志也说：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而纵观中国东海、台海、南海各海域严峻及相继被窃占形势，其所有掣肘因素都归为"台湾岛及琉球列岛"问题；而台湾与琉球列岛问题内不仅有“美军滞留亚洲“势力因素，更有日本觊觎恢复“亚洲大东亚共荣圈“之军国殖民者贪婪的因素作怪。所以在东海日本问题，对中国而言，则日益集中在琉球列岛与台湾岛回归被日本从中阻碍的问题。

国家和平统一琉球台湾的拦路虎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673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9-12 16:40

第三章 钓鱼台(钓鱼岛)问题与美国东亚区域政策改变的关联 ..79
第一节 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围堵政策 ..79
第二节 美国与两岸关係之渐变 ..83
第三节 美日商讨琉球归还协议 ..93
第四节 小结 ..99







第三章 钓鱼台(钓鱼岛)问题与美国东亚区域政策改变的关联


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滞留台湾岛的新变局、1950年6月，朝鲜半岛战争的爆发使得，使原本二战盟国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整个转变；至于原来东亚强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被太平洋战争与原子弹击败，继之而起的则是赤色共产主义的苏联，这时的美国则使用在《亚太集体安全》的方式作为其平衡苏联共产势力的砝码。

由于地缘战略的考量，进一步的让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单独操控下所筹划的《对日和平条约》包装下，由战前敌对国转变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战略伙伴，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则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沦由其他对美国具有敌意政权掌握，在《旧金山和约》之另行单独签署的”从属”协议条约《中(台当局)日和约》的规范下，被限缩于台湾与澎湖地区；持续维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并继续受美国势力而影响的范围。

美国依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自身利益，彻底垄断并且主导二战后《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时也奠立美国霸权主义单方面国际法实践基础，根据其国家安全会议的东亚政策美国採取积极介入的方式，高举着阻止「共产国际」的势力继续扩张。然而，自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则又逐渐地改变了美国对东亚事务的干涉方式，而日本地理位置与欧亚大陆极为接近，自《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前佐藤首相(Prime Minister Sato)抛出对亚洲大陆暧昧政策，促使美国对于战后的日本是不是一个忠诚的同盟始终抱著怀疑的态度，因此东亚地区的情势在美国单独主导之下的琉球当局政策逐渐改变，美日两国再次于1971年，签署《大东群岛与琉球群岛的美日两国议定书》私相授受交换，进一步推使中国钓鱼台问题浮上台面。






第一节 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围堵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太平洋西岸的地缘环境已经彻底改变，这一改变标示著 20 世纪上半，意气风发的东亚强权日本军国政府的强制被给予改造消失，也标示著欧美日等殖民主义将逐渐的没落。然而，美国却凭借其自身国内的国家安全会议 NSC 68 文件，只手遮天偷梁换柱打着围堵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旗帜，顺势趁着二战后西太平洋地区权力真空之际，于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通过其操控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作为美国于二战后继续滞留亚洲西太平在的法理基础。

1950 年代，二战后由于盟国英美法俄等利益熏心，坚持不愿放弃其在亚洲各殖民地的权益。
如，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国南半岛/越南周边等国)地区仍被法国殖民者所控制，而美国则透过联合国组织对法国在亚洲的权益全力支持，进而欧美互相採取促使在亚洲区域彼此军事协调防御的可行措施，并且透过宣传鼓励和支持东南亚人民反抗中国共产党侵略的精神(注1)。

由于共党势力不断渗透并指向东南亚地区，法国殖民者又坚持继续在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越南周边)维持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权益，当时就美国而言，如能保障法国殖民者在亚洲的利益，也就可将法国纳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十分重要的屏障，于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范围更是显得至关重要的，保存法语联盟殖民地权益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具关键的战略重要性，绝不能使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法语联盟部队受到共党势力的侵扰(注2)。


1953年7月23日，朝鲜半岛战争于《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之后。
1953年9月3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据守的金门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猛烈砲轰。


二战后，由于有中国大陆的共产势力全面渗透、北韩、北越的问题，美国则希望能将「中国台湾当局、南越、南韩、菲律宾、日本等政权联合起来」、
「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美澳纽公约(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U.S. security treaty, ANZUS)」、
「美国所佔领的琉球群岛」
等区域组成的太平洋岛链，形成为完整的太平洋防卫体系(注3)。


由于，新中国政府在《对日和约》未能获得盟国邀请参与对日条约的起草、协商、签署、执行等，导致对日和约的琉球列岛、台湾澎湖、中国南海诸岛、西太平洋岛屿等地位未定(和约内并未载明战后的日本明确的上述区域归还给予哪个国家)的政策下，考虑将尚未纳入太平洋防线的中国台湾当局，纳入美国防卫体系以弥补岛链漏洞(注4)。

为避免中国蒋介石当局往后藉此(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反攻大陆，在条约中对武力之使用则有诸多限制，虽然中国台湾当局对美国这种政策非常反对，在协议谈判合约内容期间，也曾极力避免(注5)。但美国坚持，且美国兵力将部署于台湾岛，而二战后中国前国民政府，由于，并未立即派遣军队接管并驻守西太平洋各岛屿，因此战后变成由盟国美军主导在中国台湾当局兵力佈署，而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美国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中却不能有对等的要求(注6)。美台两方经过冗长的商议终於拟定了中国台湾当局尚能接受的条约内容，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在1954年12月2日，与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台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注7)。





Sources:”The First and Second Pacific Island Chain “,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附图 5 :太平洋岛链(含第一、二岛链)位置图。






下图:美国规划的第二岛链范围。



台美两方签订条约后，双方共同发表声明:
「…此项条约承认立约国对于台湾与澎湖以及美国所辖西太平洋岛屿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关係，规定经双方之协议，将包括缔约国所辖其他领土，并以应付威胁此等条约区域安全之武装攻击为对象。……此项条约将于每国与其他太平洋区域国家业已缔结之各级体防御条约所建立之集体安全系统，更铸一环。凡诸此项办法，构成保卫西太平洋自由人民抵抗共产侵略之主要躯干。…」(注8)。

美国依据其 NSC 48/5 政策目标，保持远东非共产国家亲美，鼓励这些亚洲国家成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互助组织，美国则从旁提供援助(注9)。这些国家包括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南越、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东亚则包括南韩、日本等(注10)。


1954年1月底至2月18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交部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并于2月18日，发表公报建议由苏、美、中、英、法等五国在日内瓦针对朝鲜(朝鲜半岛)问题与恢復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和平问题进行会议，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召开「日内瓦会议(GenevaConference)」，1954年7月21日，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问题达成协议(注11)，法国準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美国远东围堵共产势力政策是一大打击；基于围堵共产远东势力以及寻求亲美的政权的目的。


1954年，艾森豪(Dwight-David-Eisenhower, 1890－1969)将美军部队以军事顾问身分派入越南(注12)，期望 吴庭艷(Ngo-Dinh-Diem)当局能够力图振作，反对北越发起的选举活动，美国基于防止南越被共党势力接管，美国家安全会议建议在政治与国际舆论上支持吴庭艷当局，并且适量的经济与军事支援协助南越巩固其内部稳定(注13)，进而制造了两个越南；美国期望吴庭艷当局以民族主义的力量凝聚反共党的意志，在南越建立独立自主的宪法”亲美政府”(注14)，不幸1957年，吴庭艷当局却以失败收场。
1961年，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指派陆军特种部队(green beret)投入越南战场(注15)。
1963年底，美国策动一个政变(coup d’eta)推翻了吴庭艷当局，自此美国增加对南越的军事援助进而逐步陷入越南内战战争(注16)。
自1959年开始，美国以5千亿的国民生产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1百万的武装部队，拥有1亿8千万人口及核子武器之尊的大
国，对抗一个国民生产值(GNP)不足20亿，仅有 25万武装部队的越南(注17)。
美国在1973年，完全撤出美国最后一批驻越南部队，1975年，美国扶殖的越南当局整个沦陷于(注18)，至此，美国从不在太平洋利益中提它也在远东也打过这最不幸的一场战争(注19)。










第二节 美国与两岸关係之渐变


虽然美国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甚或为苏联的同路人，但美国却未放弃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寻求各种可能的方法或手段，扩大苏联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歧异，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改变(注20)。对于在台湾的中国蒋介石当局则使美国陷入两个中国的难题，但是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面对「台湾问题」陷入了一面要保存台湾不被共党佔领统一，又要赢得中国人民、亚洲非共党政府与人民的支持的困境；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认为，只有在未来北京中央政权或是台北蒋介石政权发生改变，海峡两岸关係才会逐渐明朗化；基于民族与历史的事实以及国际的承诺，特别是《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都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纵使美国準备考虑所有事实决定台湾最终的处置，台湾不能与中国分开。但美国绝不愿将台湾归还给一个对美国採取敌对行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21)。也就是说中国蒋介石台湾当局从 1949年12月，自大陆(流窜)转进到台湾岛之后美国採取观望的态度，因为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以及担心发生全面性之战争，促使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有条件的拉回美国的掌握。


依据 1953年，美国家安全会议 NSC 148/1文件，美国认为直接装备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军事部队，比 由美国指派美军事部队进驻台湾，相较之下，后者支出的预算低合乎成本利益，不过必须确认所支持的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军事部队，要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为美国的战列利益而服务，以确保这些部队不会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利益之行动；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依据 NSC 166文件，寻求中国共產党政权的改变、或是由其他友好美国的政权所取代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支持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内具有代表中国的地位(注22)。甚至 1953年10月，美国为了降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威胁，已经在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NSC 162/2中，明文美国必须开放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政府两者，经由谈判的方式解决单独问题(Individual Issues)甚至全部问题(Major Issues)的可能性(注23)。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获得在中国大陆利益的愿望。

美国这种两个中国政策，一直持续到 1960年代末期(注24)。
在台湾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后方的一江山将士纪念碑，清楚纪载了 1955年1月18日，位于浙江省外海「大陈岛」旁的「一江山岛」的壮烈故事，1955年2月以后，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驻守浙江省外海「上大陈岛」、「下大陈岛」、「南麂列岛」、「一江山岛」「披山岛」和「渔山列岛」之部队陆续撤退回到台湾(25)。由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美国政策则已悄然改变，1955年4月23日，新中国周恩来在印尼的不结盟国家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中宣布愿与美国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紧张情势(注26)。

1955年4月25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森(Walter S. Robertson)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以保证美绝对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继续阻止其进入联合国，视中国蒋介石台湾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同时劝说蒋介石自金马外岛撤军，以缓和台海情势，但被蒋介石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同意弃守金马的决定为由所拒绝(注27)。

1955年4月29日，美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沙针对中国蒋介石在台湾的问题进行大使级的会谈(注28)。

1950年代初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满意苏联分别在:
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期间，苏联并未依照中苏同盟提供足够的奥援与补偿、
1958年，金门发生的台海危机、
1962年，中人民共和国对印度入侵西南边境的惩罚战争、
苏联均未依照「中苏同盟」的义务採支持的立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可信度发生质疑(注29)。

1959年10月1日，美国家安全会议第国务院第402 次会议，会议期间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苏联与中国之间在许多领域发生摩擦是美国可用之机(30)，符合 NSC 48/5政策。

1960年中期，则开始研究将美国延续自杜勒斯时代的「两个中国」政策，改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採取「围堵而不孤立 (Containment but not Isolation) 」的政策(注31)。

1963年1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 1919-)发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演说，说明美国决心大开大门直到中国大陆发生变化，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1973)总统任内再接再厉的嚐试所谓的「搭桥政策」(注32)。相信些都与「康隆报告书(Conlon Report)」有密切关係(注33)。
1964年3月，美国国内新闻界普遍对越战的进展感到沮丧(注34)。1964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 1909 - 1994)访华声明中暗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不反对中国台湾当局，美国就不反对，但最终遭中国台湾当局所拒绝(注35)，同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学生魏廷朝、谢聪敏所印制的一份宣言「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注36)。

196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指责苏联的赫鲁雪夫为修正(假共产)主义开始，中苏两国的嫌隙益加扩大。

1965年，中苏外蒙边界开始不断发生冲突，这一年5月1日，中国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的东引外岛发生著名的五一海战(注37)。
8月6日，金门以南的海面发生八六海战(注38)。
9月22日，中国台湾当局主管国防事务领导人蒋经国访美谈论美对台军事援助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协助越战事宜(注39)。

1965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即建议美国可于适当的时机，解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禁令，可先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记者与学者开放，做有限制的接触(注40)。

1950-1960年代间，美国秉持著「两个中国」矛盾的两手政策，美国对中国台湾当局提供了 31.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利用中国台湾当局的「反共」热情与意志，对中国大陆内部执行渗透与情蒐工作，但却又极力防止中国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遂行军事行动。即便在 1961-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进的三面红旗政策之后，引发全国性之经济衰退、饥荒、内部人民最不满生活现况之际，也要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华沙会谈，而压抑中国台湾当局的反攻中国大陆的慾望(注41)。

1966年1月，中国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周书楷」对记者表示：「由于目前中国大陆的动盪不安，1967 年，可能成为中国台湾当局”光復”大陆的决定年」，此话一出立即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反驳，并指出”中国台湾当局蒋介石集团”应受《”中(台湾当局)”美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制，在未与美国商讨并获得同意以前，不得对大陆採取军性的行动」(注42)。
1969 年，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尼克森主义(Nixon Doctrine)(注43)，「尼克森」的国家安全助理「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1923- )认为国家是一种可以加以平衡的力量，对于外交政策则认为那种在国内被视为正义的东西都能够变成一种可以谈判的折冲方案，至于和平则只是某种条件和权力关係的表示，外交所应致力的是这种关係，而不是和平(注44)。
1969 年 10 月 20 日，依据尼克森主义他向尼克森推荐国务院已经研究了快要十年的「围堵而不孤立」构想(注45)，建议美国改变对外的行为模式，指出美国过去十年来因围堵与遏制的概念使美国的力量分散，反而导致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到处制肘；美国将收敛对外承诺的作法，改用不使美国涉入战争的间接的手段来对抗共党势力的扩张；至于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具有成为未来强国潜力的大型国家，则一面遏制、一面逐渐与其改善关係进行交往，如此对美国涉入战争的风险最低；使美国有余力在感觉是间接却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外交力量诸如：同盟的关係维繫、推展核子武器之非扩散、加强国际监控系统、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汇率，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的校正；发展外太空与海洋技术发展和人员使用在国家以及国际的规范与秩序的事务上，增加美国外交能力的筹码；此外也建议美国和苏联除了在避免军事冲突之外，应该与其进行中等程度的军备竞争保持吓阻的力量；保持与西欧、东南亚条约国家、日本等同盟国家的良好关係协助这些国家能够自立维持其区域稳定；以根除过去十年来外界对美国欲振乏力的恶劣印象。(注46)

1970 年初，「美国家安全会议、白宫」因台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廖文毅」
(Thomas Liao)已旅居日本，慎重而认真的讨论，对于曾经在 1964 年发表「台
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台湾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彭明敏」，提供收留以及发给美国签证的事务(注47)；另「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中国台湾当局为了要求生存除了接受「美国预设的两个中国政策」之外别无选择(注48)。

1971 年 2 月，「尼克森」在国情咨文中，直接称呼中共政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桌球队并在 4 月将受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周恩来」亲自接待(注49)。

1971 年 4 月 28 日，美国务院发言人「布瑞」(Charles Bray)公开表示:美国「……认为此事(台湾澎湖地位)未获解决，因为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内「」同盟国」表明意向称，「台湾与澎湖为将为中国之一部分」，此种盟国暂时意向的声明从未正式执行……美国认为(二战期间的)中华民国(前国民政府)对台湾与澎湖行使合法权利，是由于日本佔领台湾的军队，係奉令向中国(前国民政府)投降之事实……台湾的中国蒋介石当局与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执，不论最后如何解决。我们坚决相信这种解决必须藉由和平的手段……此问题可以基于两个”政府”直接谈判达成的协议……」(注50)，美国政府这样公开发言时间直前一个月(同年3 月)恰是中国台湾当局向美国发出正式照会，由地理、地质、历史、长期继续使用以及法理各方面分析表达对钓鱼台立场的时候(注51)。因为美国知道这时候的中国台湾当局，绝对不可能与企图将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当局矮化为地方政府，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与协议；至于以后在美国继续扶殖台湾地区民族主义(泛指“台湾势力组织”)的情况下，加上由大陆到台湾来的中国人数量将急速减少中断，情势是对美国有利的。1971 年 7 月，「季辛吉」秘密前往中国大陆与「周恩来」进行了 48 小时的会谈(注52)。

1971 年 10 月，「季辛吉」的二次前往中国大陆与「周恩来」会谈，为了解决美国在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中南半岛)的问题(越南战争)，双方达成协议，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作为美军撤出台湾的条件，最终《中(中国台湾当局)美共同防御条约》将完全消失(注53)。

1972 年 2 月 21-28日，「尼克森」访问中国北京，并于 2 月 27 日，在上海发表「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表示：
《美国认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信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并重申《由中国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人的利益，美国最终的目的是自台湾撤走驻防的部队，并依照区域的情势逐步自台湾撤防》(注54)。

尼克森原以为能与共产阵营和解，同时能缓和区域紧张情势为前提初访中国，结果却在亚洲形成所谓的”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使日本强先美国一步在1972年9月29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係正常化(注55)，随后中国台湾当局也愤而与日本断交，但是日本实际仍旧以「政经分离」的(谋取日本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式合理化「政治中国、经济台湾」的外交方针(注56)，与中国台湾当局之间仍保持著经贸关係。

1972 年至 1982 年，日本对中国台湾岛的投资金额提升至断交前 20 年(1952 年-1972年)的五倍强(注57)，由于台湾岛是战略利益上的考量；而这时美国尼克森政府的东亚政策是：迅速自越南撤军、保持在太平洋西岸驻防优势的海空军兵力、全力避免美国涉入朝鲜半岛的战事，防止激怒中国，以及促使台湾当局趋向独立、发展核武、寻求与苏联结盟(注58)；并且极力避免提及过去对抗与围堵的形象，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改变为採取更亲近的态度，而对中国台湾当局虽暗中表示继续支持，却将在台湾的中国台湾当局视为一个事实上的(de-jure sovereign)政府，并且在称谓上以「台湾(Taiwan)」取代「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且必须要有做為尽力延缓台湾地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併(注59)；但中国台湾当局却一厢情愿的认为：「季辛吉间接透露据称：中国台湾当局为 ROC，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PRC 均係有意之举」，认为此时美国在运作「两个中国」的政策，而台湾当局却被蒙在鼓里(注60)。

1977 年，美国就已经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但一直在评估其所造成的后果，绝对不能再发生尼克森震撼的状况，引起过激的反响，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日本、俄罗斯都好解决，「台湾问题」最棘手，这样美国才能名正言顺，进行在东亚的权力平衡游戏，最后评估结论是，”不管美国做什么都不能有美国强迫中国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併的感觉”，并表示要继续支持台湾(注61)。

1978 年 12 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建交公报。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则改以(其国内法案)《台湾关係法》取代与中国台湾当局的”正式-外交”关係(法源基础)，政策由曖昧的「两个中国」，清晰的转变「为一个中国」，却又刻意的模糊使用「一中原则」迂迴游移于两岸之间，改称(1949年后)中国蒋介石当局为「台湾当局(Taiwan Authorities)」(注62)。美国一面忽视中国台当局的各”主管机关”的对等存在(注63)，但却又一面长期保持对「台湾当局」之军售；并透过「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AIT)非营利性的机构，在美国国内对台湾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注64)，保持与台湾地区的人民经济及文化上的非官方关係，因为维系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在这些领域上关係，则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注65)。当时「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The House Foreign Relation Committee)非常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对台湾使用武力、抵制、封锁等手段，进而影响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及挑战美国于二战后，美国在亚洲构筑霸权体系)。

1979 年 3 月 8 日，一位美国的参议员「查尔斯.柏熙」(Charles Harting Percy, 1919 – 2011)道尽了美国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因为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严重打击其他非共产同盟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东亚的关键同盟国日本，对美国的信心，这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区的声势更高…」(注66)。

1982 年 6 月下旬，美国雷根政府更发布对台湾的六项保证表示：
「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不改变美国对于台湾主权的立场，有关台湾问题必须两岸中国人以和平方式解决，也不强迫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涉；
美国绝不”介入”台湾与中国之间进行调解；
美国在决定对台湾进行军售之前，绝不徵询中国的意见；
美国决不会改变在台湾关係法中的用语；
美国绝不终止对台湾进行军售」(注67)。
虽然至 1999 年止，美国与中国台湾当局贸易额达 500 亿美元。1979-1999年之间，美国与中国台湾当局监所签订(换)的之各种协议及换文(函)多达250项(注68)。

但美国却逐步实践，在 1979 年曾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的形式评估与制定
的政策，并继续利用并扶殖「台独」等亲美势力组织，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利益服务。
美国利用在台湾岛的「台独」亲美政党或个人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情形，完前显现在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一法、三公报」，以及 1982 年的「六项保证」架构内，美国根本操作实务方面，则是不接受地理上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将地理上的台湾视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之一部分棋子，并且政策上「继续维持海峡两岸分裂的状态，对两岸的政策走向保持高度关注」；1949 年以来，中国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要保持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係，但美国终究还是背信与毁约与海峡对岸关係正常化(注69)，中国台湾当局怎能将国家未来命运寄望于美国权宜的「台湾关係法」上。









第三节 美日商讨琉球归还协议


1952 年 1 月 25 日，美国引用(战后违背盟国规定的不得私自与战败国达成协议的法规，擅自引用非法)《旧金山和约》第三条(Article 3)，将北纬29 度以南包括琉球(Ryukyus)及小笠原(Bonins)群岛在内的南西(琉球列岛南段)诸岛(Nansei Shoto)交付託管(Joint Trusteeship)，以利美国能够继续在该地区保有海空基地(注70)。
此时由二战后，由琉球列岛的占领军(美国霸权)所操作的「琉球民政府」划定所谓的「琉球列岛地理境界」，将北纬 24 度至 28 度/东经 122 度至 133 度的东海海域划入琉球列岛版图(如附图 6)，位于北纬 50 度至25 度 50 分/东经 123 度 30 分至 123 度 40 分的钓鱼台列屿被划入其中，琉球民政府(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USCAR)还制定
「琉球民政府典章」(Civil Administration Ordinance No. 68)，规定外国人要登
陆琉球列岛境界中任何一个岛屿，必须向琉球民政府提出申请，获准才可登岛
最常不可超过 120 天，否则以非法登陆论处(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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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美国驻「琉球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域图



1953年，美日两国自导自演瓜分《南、北琉球列岛》势力图

1953年12月25日，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民政副长官、美国陆军少将David．A．D．Ogden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群岛的地理界线”布告。用六个经纬点的地域界限。该文件擅自扩大美国托管范围，由于美国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非法的先将《大隅、吐噶啦、奄美等北琉球列岛私相授受给予日本》，而将《大琉球岛、八重山、宫谷、大东》等群岛划入美国琉球托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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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条约的基础之下，1952 年 8 月，美国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NSC 125/1》 、《 NSC 125/2》 明确美国对日本的行动目标与方针并且将之用以取代 《NSC 48/5》 第 10 款，内容有关日本的主权领土部分(注72)，《 《NSC125/2 》内容表示考量日本将来可能会限制甚或排除美国在日本本土用军事基地的情况之下，美国的安全利益包含长久的保持对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小笠原群岛(Bonin Islands)的控制；这必须要非常小心地进行程序，包含与政府磋商/致力於影响日本的公眾意见(舆论)，也包含对琉球群岛长期的规划政策以防止在国内政治发生尖锐的议题，进而影响了美国与日本的关係。日本/琉球将对美国的家利益有重大的助益。日本未来后续是否维持与美国取得一致的步调，关键因素在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是否仍然保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姿态；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大的经济、政治权力地位(注73)。

自二战结束，美国尚且能遵循盟国的要求，去执行强制战败国日本「非军事化」后，据悉二战期间「日本大帝国」拥有约 5百 50 万人的陆军，和拥有约 240 万人的海军被相继遣散。美国将日本海军大吨位及高速舰艇销毁，剩下排水量不超过 1 千 5 百吨、速率不超过 15 节之少量舰艇交还日本新政府，1948 年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协助执行日本本土近海的海上警察任务。但是因为朝
鲜半岛战争美国佔领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擅自未经盟国(中国、苏联同意)决定日本的防务应该由自己负责。但是战后日本国内的舆论反对重新武装，只好在 1950 年先组成 7 万 5 千人警察预备队，用以维持日本本土国内的治安(注74)。

1952 年 11 月 12 日，美国与日本签订7 艘巡逻护卫舰的《租船协议(Charter Party Agreement)》，开始著手日本海军的军备重整，以至于而后的空军军备重整(注75)。

1953 年，「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声明，声称美国「只要在远东地区存有紧张与争执，美国将继续执行在琉球群岛上所保有的权利，并将琉球作为对抗苏联共产势力的堡垒。」这就是所谓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杜勒斯还声称，美国将保持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对这些岛屿的保管人。」《保管》含意远低于《所有权》，他不包含主权与羈押的权力，

1954 年 2 月下旬，美国「杜勒斯」向（被其独霸操控的）联合国提交”美日联合託管”(Joint US-Japan Trusteeship)琉球群岛的建议书(注76)。
因为美国人认为”交付託管”为对抗“自决”(Self-Determination) 议题最有效的保证，美国政府可以用防止共产党的侵略为名义，将他与朝鲜半岛(Korea)、印度支那(中国南半岛/中南半岛，Indo-China)以及太平洋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之建置连在一起，来应对未来的琉球问题的，以达美国长期控制琉球之目标(注77)。
但是这份建议书一直没有真正的落实，也就是说到1968-1971 年，归还琉球列岛岛屿为止，一直由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民政府直接管辖，而这个琉球民政府则是隶属美国远东司令部(注78)。
至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岛屿防卫链的问题，美国极端”维护”自己在琉球、日本的形象(注79)。美国得知日本对于琉球列岛岛屿的归还有极大的期盼(注80)。到了 1967 年，日本经济急速成长仅次于美苏成为世界第三，美国陷入越战困境在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各方面对美国已经构成严重的压力，美国政府甚至不能确定国会及人民是否还会支持美国继续介入越战(注81)。

美苏两国冷战开始后，自 1950 年代以来美国霸权为巩固二战后其亚洲利益与应变突发状况，亟需在台湾或琉球的空军基地，用以坚守朝鲜半岛与琉球列岛与台湾等地区，并作为其执行积极介入越南战略任务之 B-52 长程战略轰炸机之中继站(Staging Area)，与紧急应变之重要临时基地(注82)。为了使日本能够分担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担，美日两国之间更进一步的私相授受狼狈为奸媾合协调，自二战后这些一直暂时由盟国美军持续军事占领的太平洋小岛，在未能取得中国北京中央政府同意下，美日两国竟然擅自私相授受接洽如何移交管理权。

1967年7月10日，当时日本驻美大使「武造下田」(Takezo Shimoda, 1908-1995) 向美国的亚太事务助卿威廉邦迪(William Putnam Bundy, 1917-2000)以及掌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萨姆尔伯杰」(Samuel David Berger, 1911-1980)即提出「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 over the base enclaves) 概念的建议(注83)。

1968 年 2月，冲绳（琉球）议会(Okinawa Legislature)决议反对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继续使用在琉球的空军基地（为理由，从而逼迫美国不明就理的将原本属于中国政府的琉球列岛私相授受给予二战战败国的日本盗贼殖民者）。

进而 1968 年，美日两国各自操控下的琉球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也特意将美军滞留琉球此议题作为其竞选政见之一；但是在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认为琉球列岛对美国执行在太平洋地区军事行动的贡献非常大是个难能可贵的基地(注84)。所以美国考量囿于越战、1968年11月，琉球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美国在琉球的民意取向等因素将琉球群岛的归还延后(注85)，先办理《小笠原群岛》的归还(注86)。

1969 年，美国与日本、中国台湾当局、香港当局等地就输入美国纺织品自我设限进行经济贸易谈判的时候，”美国却使用（二战后盟军委托其对琉球军事占领治理管辖权益）将琉球”（私相授受）交还”日本殖民者作为交换条件(注87)。
1970 年开始，美国即以减少在琉球地区的军事基地数量作为条件，寻求日本殖民者的同意，让美国能够继续使用琉球列岛及冲绳（大琉球岛）地区，因此我们说太平洋西岸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是二战后美国霸权法官与日本盗贼之间的私相授受一点也不为过。


1970 年 9 月10 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罗斯基」(Robert McClosky)在回答记者发问时，特别说明对「琉球群岛、钓鱼台」问题见解时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在”交还”琉球群岛时，虽然包括「钓鱼台列屿」在内的《行政权》”交还”日本，为《行政治理管辖权》与《领有（主）权》不同，当关于”领有权”（主权领土归属）有对立的主张时，应该在《（中、日两个同时对外宣称对琉球拥有宗主权领土）当事国间解决。

1971 年 6 月 17 日，签订《中文:美日两国关于大东群岛与琉球群岛之议定书》(日语:冲绳返还协议)时，美国国务院特别公开强调：「…美国政府关于琉球群岛、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知道中国台湾当局之间有对立产生。美国认为将这些岛屿之《行政管辖权》交还日本，「无损」于中国台湾当局的根本立场。美国也因移交了此些岛屿的治理行政权，于是就日本殖民者对该些岛屿自从二战前以来，对外宣称就拥有（对琉球）的”法理“上的权力，无法置啄。而且，也无法减少中国的权利…」，保持中立(注88）。

(注:
1950年12月4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同志讲稿
1950年12月 4 日 , 针对美国一手炮制的"对日媾和草案"《旧金山对日和约》 , 新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八点严正声明 :
“关于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 , 不论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公告 , 均未有托管的决定 , 当然更说不上要指定‘美国为管理当局’的事情了。”

1951 年 8 月 15 日 , 新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针对即将召开的"旧金山和会",再次发表声明:
美国排斥新中国而一手包办对日和约是非法的 ,中国人民绝不承认。
另外 , “美国政府 ……获得对于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西之岛、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的托管权力 , 实际上就是保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的权力 , 而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
纵观当时,"周总理"言下之意::
美国"未经"琉球的"宗主国中国政府"的同意,美国无权与日本或台当局处置琉球群岛未来;因为琉球列岛是中日两国于1879年宗主权的悬案,必须由中日两国经过双边谈判协商,“无须美俄英积极介入”中国琉球群岛处置,甚至透过“联合国组织托管”模式等等介入琉球群岛治理。
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从未签署任何放弃、或割让等协议书文件给予它国。虽然日本殖民政府于1879年后单方面废中国藩属琉球国，从而改设置日本冲绳县给予窃占殖民。但中国历届的政权从未、也未曾正式签署放弃对琉球宗主权领土。故此，美日两国必须将其窃占的琉球列岛，以和平协商谈判归还与中国，并且必须遵循港澳地区回归模式。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980)


「郑海麟」在其著作中明白指出，美国与日本这样的作为有其漏洞，他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是从属于《旧金山和约》范围之下的一项条约，《旧金山和约》第二章有关领域的内容，明确规定：「日本国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所做任何将北纬 29 度以南之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即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磺列岛，即冲之鸟岛与南鸟岛，至于託管制度
之下，而以美国为其唯一管理当局之建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项建议并就此
项建议採取确定之行动以前，美国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包括水域)及其居民，
包括此等岛屿之领水，使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及管辖之权利。」1952 年5 月，日本的东京「每日新闻社」刊的一篇名为〈对日和平条约〉的文章中，对 1951 年 9月 8 日签字，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的《旧金山和约》做了极其详细的解说，其中在解释条约第三条的地域时，明确的指出：「历史上的北纬 29 度线以南的南西群岛，大体是指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这一解说清楚表明《旧金山和约》规定交由美军管理的范围，不含钓鱼台列屿(注89)，因为钓鱼台列屿并非「中国藩属旧琉球王朝的自治区势力所及范围」，日本殖民者历史学者「井上清」及国士馆大学讲师「奥原敏雄」都证实，日本是在1879年片面「废琉置县」取得殖民琉球群岛后，并在甲午（1894~1895）年的中日两国因朝鲜宗主权领土战争之后，日本才私自取得钓鱼台群岛的(注90)。







第四节 小结


美国在”琉球列岛、钓鱼台（钓鱼岛）列屿”问题上表面上採中立立场，事实上是另有打算；美国利用自 1950’s 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国政府暗中特意扶殖发展的「台独」组织(注91)，不断在各大报纸、智库期刊提出质疑台湾地位归属中华民国「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论述(注92)，进而逐渐利用「台独」地区民族主义右倾亲美思想，掌握了「台湾地位问题」的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尼克森在 1972 年访问北京时，就曾经像毛泽东保证美国不会再支持「台独」运动，也会”尽力要求日本”也不再支持「台独」势力(注93)，这就证明美国与日本确实暗中支持「台独」。

从 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係正常化开始，使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
一个中国政策，以其国内法台湾关係法继续与中国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的经贸与文化关係，是为了让台湾地方性民族主义继续成长(注94)，这对中国台湾当局造成严重的国家、民族间认同的问题。

1969 年，美国在「季辛吉」的政策建议下自紊乱的远东情势中退居幕后，一面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面休养生息与苏联周旋。
1971 年，美国更以二战后盟军对琉球列岛的军事占领国之身分(仅有行政管辖权)，未经“”（与琉球列岛的宗主权国（中国政府）同意）循序之协商”程序，片面与日本签订协议，将原属于中国之钓鱼台，以及应该协同二战后日本殖民者一并将琉球列岛归还给予中国政府。然而，在美日两国利益熏心狼狈为奸之间竟然上演法官与强盗共同刮分窃占战后的中国主权领土，美日将琉球列岛几经不断化整为零的拆离、刮分、转让、私相授受，制造了琉球和钓鱼台问题，却说与美国无关，要由中国北京政府、台湾当局与日本之间各自自行谈判解决(注95)。

1890 年代开始，美国就呈现出企图将远东地区的政策视为其相关「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的政策，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期间，美国拉偏架与暗中大量出口到日本的军火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却同时也是美国出口到亚洲最大的重工、军火、钢铁贸易伙伴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由于亚洲共产势力扩散(包含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 1950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由于这样的发展中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已取代了二战前，日本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假想敌地位(注96)。




二战后，美国国力大增利益熏心，顺势继承了（图）轴心国「德意志纳粹的希特勒、日本军国的近卫文历、意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等的反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思想，高声指责共产主义残暴无人道，自詡以负有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维护区域和平，但这只会发生在与美国自身利益有关的地方(注97)。

事实上，身为亚洲区域反共先驱的美国比任何一个，在亚洲的非共产国家先与中华人民共和接触，为的是要交换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利益；在反共产势力的传统作战中，美国从不求作战胜利，仅只于维持均势，「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战争的战合间不愉快，甚至最后不惜把二战功勋优越的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回国，就是因为当时美政府这种不求全胜、但求对峙的长期亚洲战略政策使然；当时，美国在东亚主张团结反共力量只是一种《手段》，其主要目的在维持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部署的优势；若美国在传统作战中追求胜利，必须以武力打倒对方，美国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这样的政策加上美国「维持平（恐怖平衡对峙）太平洋安全」的说词，牺牲了许多亚洲国家，同时也分割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华人、牺牲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能长期驻守亚洲牵掣中国崛起，美军不惜背弃战后盟国协议，牺牲了琉球列岛回归中国期望、美日狼狈为奸私自媾合再将琉球交予日本殖民者霸占，并特意凸显制造了台湾钓鱼台列屿问题。1960 年代，美国则改以”围堵共产主义及反共”之姿强势介入越战，引起长达12 年的中南半岛（中国南半岛）越南战争，当美国承受不住国内舆论时，又再转变其政策採用尼克森主义，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访问北京、美军为了能永久取得驻军琉球列岛，甚至不惜与日本再次媾合私相授受的筹划，将二战美军军事占领治理管辖权交予日本殖民者，导致中国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再次沦为日本殖民地。美国继续保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西太平洋军事战略利益，而使得东亚进入了相互制衡的危险平衡状态。


美国在中美上海公报中以外交辞令声明：认为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
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美国却暗中积极的培植「台独」亲美势力实力，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并且据悉曾经仔细计算著自1949年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地区的人数，在台湾地区总人数中的比例。
针对琉球列岛、钓渔台列屿问题，表面上美国採取局外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在政策上让最有资格主张琉球列岛、钓鱼台列屿主权权利的中国台湾当局受限在地位未定状态，将琉球列岛、钓渔台列屿的归属问题朝向变成中日两国自1879年日本片面「废琉置县」历史悬案的方向推动，美国才有继续保持其在西太平洋存在的正当性；而且美国之所以不断呼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在东亚地区甚至世界的声望；以说明海峡两岸问
题与钓鱼台问题的根本是美国在主导，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议题，採间
接的策略支持其战略的目的；美国操作议题的手段虽然不断变化，但是美国的
战略目标却从来未改变；若完整的来看， 1945 年以来，在东亚区域的历史，美国绝对不是远东区域和平的推手，而是技术性的将东亚情势锁定在对美国最有利的状态，使美国得以不断在其间迂迴，继续保持其西太平洋军事战略优势，干预西太平洋地区事务；面对美日之间私相授受琉球和钓鱼台行政管理权的问题，中国台湾当局应该如何因应呢 ﹖













备注:

(1) S/P-NSC files, lot 61 D 167, No. 29,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to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NSC 124” , Washington, June 11, 195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Vol. 12, Part 1 , PP. 107-1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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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S-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5405 Series, No. 132,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Washington, January 16, 1954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Vol. 12, Part 1, PP. 366-38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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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S-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5429 Series, No. 397,”Draft Statement of Policy, Prepared by the NSC Planning Board1: NSC 5429/3 Current 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 Washington, November 19, 1954.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 14, Part 1, pp.911-9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52-54v14p1/d397 ,Accessed: 2012/08/30。

(4) Eisenhower Library, Dulles papers, “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 No. 35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18, 1954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 14, Part 1, pp. 770-77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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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94A.5 MSP/11-654, No. 38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 Washington, November 6, 1954—10:30 a.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 14, Part 1, pp. 870-88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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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94A.5 MSP/11–1254, No. 39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 Washington, November 12, 1954—3:45 p.m.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 14, Part 1, pp. 890-89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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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顾维钧 著，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11 分册，(北京市：中华书局，1990年8月)，页 474-486。

(8) 同前註，页 603。

(9) S/S Files: Lot 63D351: NSC 48/5, “Report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Annex 2] NSC Staff Study on U.S. Objection, policies and Course of Action in Asia”, Washington, May 17,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part 1),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multilateral relations, pp. 61-63,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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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10.2/7–3054: Telegram, No. 24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Washington,July 30, 1954—6:30 p.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14, Part 1, pp. 513-514 ,U.S.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52-54v14p1/d246 , Accessed: 2013/03/27

(11) 吕乃澄，周卫平 主编，《大棋局 中日美关係风云五十年》，(北京市：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1 月)，页 94

(12)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researcher, “Issues for debat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 : CQ Press, 2010), pp. 34

(13) S/S–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5519 Series, No. 190,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U.S.Policy on All-Vietnam Election”, Washington, May 17,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ietnam, Vol. 1, Vietnam, pp.410-4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1/d190 , Accessed:2013/03/27

(14) Central Files, 751G.00/4–655, No. 196, “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 “Washington, May 27, 1955—6:07 p.m.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1, Vietnam, pp.422-42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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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researcher, “Issues for debat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p. cit. , pp. 34

(1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Vol.6 The Far East , (New York : Chelsea House, 1973) ,pp. 146-147

(17) Richard M. Nixon, No more Vietnams ,( New York : Arbor House, June 1986), p. 45

(1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researcher, “Issues for debat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p. cit. , pp. 34

(19) Hamilton Fish Armstrong,”Isolated America , Foreign Affairs. Oct72, Vol. 51 Issue 1, p1-10. 10p. pp. 1

(20) S/S Files: Lot 63D351: NSC 48/5, “Report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U.S. Objection, policies and Course of Action in As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 (part 1),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multilateral relations, pp. 49-5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27

(21) S/S Files: Lot 63D351: NSC 48/5, “Report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U.S. Objection, policies and Course of Action in As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 Vol. 6 (part 1),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multilateral relations, pp. 55-5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1v06p1 , Accessed: 2013/03/27

(22) 611.93/11–453, No. 146,“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Briefing of General Smith on NSC-166 and NSC-146/1”, Washington, November 4,195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14 , Part 1, pp. 262-26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52-54v14p1/d146 , Accessed:2013/04/01

(23) S/S–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162, No. 100,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Washington, October 30, 195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Vol. 2, Part 1, pp. 594,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52-54v02p1/d100 ,Accessed: 2012/11/22。

(24) S/P Files: Lot 70 D 199, No. 48. “National Policy Paper,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September 11, 196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pp. 86-9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48 ,Accessed: 2013/03/27

(25) 何燿光 著，〈台海危机与转机〉，海军总司令部 编《海军舰队发展史(第二辑)》，前引文，页1069-1082

(26)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History, Vol. 72, No. 3 (Dec., 1985), pp. 637-660, pp. 640。

(27)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711.5800/4–2155. No.219 “Message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aipei, April 25, 1955.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 2 , pp. 510-5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2/d219 ,Accessed: 2012/02/21

(28)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793.00/4–2955,No.231,“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Murph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Washington, April 29,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 2, pp.531-53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2/d231 ,Accessed:2012/03/28

(29) 张雅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性质、意涵与影响〉，《中国大陆研究》，第45卷/第2期(2002年3、4月)，页35-58，页40-41。

(30) No. 304 “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 19, pp. 60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58-60v19/pg_602,Accessed: 2013/03/28

(31)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Harriman Papers, Kennedy-Johnson Administration, L.B. Johnson, Jan-July 1966., No. 156, “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at Large(Harriman)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Moyers)“,Washington, June 3, 196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pp. 3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 ... us1964-68v30/pg_318 , Accessed: 2013/03/28

(32)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与台北 - 华府 - 北京》，前引书，页 85。

(33) (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档案馆，〈主管立法机关外委员会:康隆报告有关台湾及美国对华政策之译文〉，《康伦(隆)报告》，主管外交事务机关档案，400.7/0096，页 195-218 ；这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於 1959年1月，拟订专题 15项，分别委託美国内各大学及私人学术团体研究。其中「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United Stated Foreign Policy In Asia)」係委託康隆学社(Conlon Associates Ltd.)编写，经该委员会于 1959年9月1日，交稿即一般人所称之「康隆报告书」。该书共计 155 页，计分为四章。研究之范围计分为南亚、东南亚、即东北亚(包括中国)三地区。其中东北亚(包括中国)地区由1943-1946年，在美国海军情报单位专司日本研究的，南加州大学教授施伯乐(Robert AnthonyScalapino,1919–2011)执笔，并经学者30余人校阅提供意见。施伯乐在报告中对中共的政策，即为由新闻记者、学者、商务代表互访做试探性的接触；接著进行解除对中国的禁运，并允诺在对待苏联的同等基础上对中国进行贸易；同意中共加入联合国；这些政策与 1959年10月 以及 1965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结果极相似。该报告甚至建议美国应进一步建立台湾共和国。

(34) Kennedy Library, Thomson Papers, Southeast Asia-Vietnam, 1964 General, 3/64–5/64., No. 178, “Memorandum From Michael V. Forrest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South Vietnam”, Washington, May 26, 196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1,Vietnam, 1964, pp. 385-386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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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与台北 - 华府 - 北京》，前引书，页 19。

(36) 彭明敏 著，《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林美惠 译，(台北市：前卫出版社，1988 年)，页，136-160。

(37) 展望与探索杂誌社编，〈大陆情势与两岸关係 60 年大事记〉《中共建政纪两岸分治 60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新店市：(台湾当局)主管法律事务机关调查局，2009年11月)，页 446。

(38) 〈日前金门岛以南海战 击沉重创中共船舰九艘我两舰被围攻弹药告罄自沉，官兵五人获救余均壮烈牺牲〉，资料库联合知识库检索，1965年08月09日 / 联合报(台湾地区) / 01 版 ，http://udndata.com/library/, 瀏览日期： 2012/02/12

(39) RG 330, OASD/ISA Files: FRC 70 A 3717, 33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1: Call 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Defense “, Washington, September 22, 1965, 9:15–11 a.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pp.209-214 , U.S.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30/d104,Accessed: 2013/02/25

(40)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Washington, June 2, 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pp.171-17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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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胡为真 著《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2001 年)，页 26-32

(42)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与臺北 - 华府 - 北京》，前引书，页 19

(4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Policy Planning Staff Files: Lot 77 D 112, Director's Files, Selected Lord Memos, No. 54 “Paper Prepar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he Nixon Doctrine for Asia – Some Hard Issues“, Washington, Undat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69–1972, pp. 174-18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01/d54 , Accessed:
2013/03/05

(44) Henry A.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 Oct56, Vol. 35 Issue 1, p37-56, pp.38 & 43.

(45)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252, Agency Files, NSC 1969-71.,No. 4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ur basic assumption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October 20, 1969.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69–1972, pp. 123-12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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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252, Agency Files, NSC 1969-71., No. 4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ur basic assumption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October 20, 1969.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69–1972, pp. 137-13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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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19,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Vol. 3., No. 65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US Treatment of Peng Ming-min”, Washington, January 28, 197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p. 173-17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65, Accessed: 2013/03/29

(48)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EA/ROC Files: Lot 73 D 38, Pol. Assessment–US/GRC. , No.88, “Assessment Prepared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aiwan Situation Assessment ”, Washington, September 2, 197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p. 227-22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88 , Accessed: 2013/03/29

(49)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与台北 - 华府 - 北京》，前引书，页 87

(50) 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当局通讯社华盛顿 1971 年 4 月 28 日专电〉，《台湾地位问题》台湾当局主管外交机事务关档案，602.1/89029 ，页 7- 9

(51)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21,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No.115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April 13, 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p. 296-29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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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32, Files for the President—China Material, Polo I, Record, July 1971 HAK trip to PRC, No. 14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y Talks with Chou En-Lai”, San Clemente, California, July 14, 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 pp.453-45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144, Accessed: 2013/03/29

(53) 季辛吉(H. A. Kissinger,) 著，《论中国(On China)》，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 译，前引书，页 244-245

(54) Public Papers: Nixon, 1972, pp. 376–379. Commonly known as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No. 203 “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February 27,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p.812-8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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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林金茎 著，《战后中日关係之实证研究》，(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係研究会，1984 年 5 月 31日)，页 306-607

(56) 何思慎 著，《摆盪在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政策(1945-1997)》，(台北市：东大图书出版，1999 年 6 月)，页 93

(57) 林金茎 著，《战后中日关係之实证研究》，前引书，页 626-627

(58) William Watts, Ralph N. Clough, Robert B. Oxnam, “A policy Perspective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Future Alternatives” , (Washington D.C. : Potomac Association,
1977), p. 3。

(59)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29, Country Files, Far East, Homer, US–PRC Negotiations, Paris, No. 20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March 8, 197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 pp. 840-842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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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湾当局主管外交事务机关)驻美”使”馆对尼克森世情咨文反应综合研析〉，《尼克森总统1972 年国情与世情咨文》，台湾当局主管外交事务机关档案，400.1/0014，页 31-32

(61) William Watts, Ralph N. Clough, Robert B. Oxnam, “A policy Perspective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Future Alternatives” , op. cit. , pp. 37

(62) Taiwan Relations Act /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Accessed: 2013/03/28

(63) 李大维 著，《台湾关係法立法过程 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台北市：洞察出版，1988年)，页 134-135

(64) 胡为真 著，《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前引书，页 202

(65) Robert L. Dowen, “The Taiwan Pawn in the China Game”, (Washinf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9),pp.55

(66) Ibid. , pp. 46

(67) Lotta Danielsson eds., “Chinese Reactions to Taiwan Arms Sales”, Arlington : 2012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 Project 2049 Institute, March 2012, pp.2, Project 2049 Institute ,
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 ... iwan_arms_sales.pdf, Accessed:
2013/03/28

(68) 黄刚 编著，《文献析述：中国台湾当局/台湾与美国间关係运作之建置(1979-1999)》，(台北市：政治大学国际关係研究中心，2000年)，页 105

(69) James Shen, edited by Robert Myers, ”The U.S. & Free China :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 D.C. : Acropolis Books, c1983).pp.7

(70) 794C.0221/1–2552, No. 488, “Memorandum by Myron M. Cowen,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anuary 25, 195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14 (in two parts), Par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1116-1120,

(71) 郑海麟 著，《钓渔台列屿 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 年 5 月)，页 383

(72) 794c.0221/8-2952,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Fo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29 August 19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 Vo., 14, Par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 pp. 1319,

(73) S/S-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125 Series, No. 588,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Washington, August 7, 195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 Vol. 14, Part 2, pp. 1300-130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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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廉德怀 著，〈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及其评价〉，《日本问题研究(Japanese Research)》，第 25 卷/第 4 期/总第 161 期，(2011 年 4 月)，页 1-8；页 4-6。

(75) No. 615, 794.5 MSP/11-1452,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Young)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llison)”, Washington, 14 November 19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14,Part2，(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 pp.1356-1357

(76) Ralph Braibanti, “The Ryukyu Islands: Pawn of the Pacific”,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8, No. 4 (Dec., 1954), pp. 972-998, p.985

(77) No. 729 794C.0221/1-853,“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 January 8, 1954. ,”Tab D, Comments on Directive for U.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 14, Part 2，(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 pp. 1582

(78)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69, POL 19 RYU IS., No.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kinawa and the Bonin Islands” , Washington, July 10, 1967.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 pp. 179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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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 59, Central Files 1964–66, POL 27 VIET S., No. 5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Tokyo, July 30, 1965, 1001Z.,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110-111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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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59, Central Files 1964–66, POL JAPAN–US., No. 42,“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 Current U.S.-Japanese and World Problems “ , Washington, January 12, 1965, 12:15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75-76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29p2/d42, Accessed: 2013/03/28

(81)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 Oct67, Vol. 46 Issue 1, p111-125, pp.113-114

(82) Henry A.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 New York : Boston : Little, Brown, 1979), pp.325

(83)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69, POL 19 RYU IS., No.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kinawa and the Bonin Islands”, Washington, July 10, 19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175-18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29p2/d87 , Accessed:2013/03/28

(84) Henry A.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 op. cit. , pp.326

(85)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s, No. 93,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NSC Meeting Reversion to Japan of Ryukyu/Bonin and other West Pacific Islands”, Washington, August 30, 1967.1:0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 pp.199-20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29p2/d93 ,
Accessed: 2013/03/28

(86)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ountry File, Japan, No. 10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and Kei Wakaizumi “, Washington, November 11, 19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 pp. 222-22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y,pp.328-336
(88) 李博文 著，〈正视钓鱼台群岛的问题与癥结〉，《东亚论坛季刊》，第 449 期(2005年 9 月)，页 3-11，页 9-10。

(89) 郑海麟 著，《钓鱼台列屿 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 年 5 月)，页 387

(90) 丘宏达 著，〈钓渔台列屿主权争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研究〉，《中国国际法与国际事务年报》第 10 卷，1995年至 1996 年，前引文，页 45-60

(91) 陈深仪 访问，林东璟 纪录，〈赖文雄先生访问录〉，《海外台独运动相关人物口述史续篇》，(台北市：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12 月)，页 431-455

(92) 陈深仪 访问，郑毓嫻 纪录，〈卢主义先生访问录〉，《海外台独运动相关人物口述史》，(台北市：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4 月)，页 79-114；陈深仪 访问，周维朋 纪录，〈蔡同荣先生访问录〉，《海外台独运动相关人物口述史续篇》，(台北市：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12 月)，页 175-225；陈深仪 访问，周维朋 纪录，〈庄秋雄先生访问录〉，
《海外台独运动相关人物口述史》，(台北市：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2009年 4 月)，页 319-361

(93) 陈毓钧 著，《「一个中国」 与台北—华府（华盛顿）—北京》，前引书，页 235

(94) Martin L. Lasater, ‘Chinese Reunification Policy’,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post-Deng Xiaoping era”, (London ; Portland, Or. : Frank Cass, 2000), pp.80-84

(95) Mark E. Manyin, “Senkaku (Diaoyu/Diaoyutai) Islands Dispute: U.S. Treaty Obligations”,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January 22, 2013 , pp. 5,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2761.pdf, Accessed: 2013/02/13

(96) Russell D. Buhite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in Editor: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 4, The Far East, (New York :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 pp. 27-30

(97) Arthur Schlesinger Jr, , “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 Foreign Affairs. Oct67, Vol. 46 Issue 1, p22-52. , p. 31

。

引用 gujiaguareno 2016-10-3 17:18

琉球是日本脱亚入欧，当了殖民强盗后，于1879年从中国抢夺的第一块殖民地。是日本殖民强盗破坏了琉球的和平安宁。让琉球居民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饱受战争的摧残，日本应该像英国和葡萄牙一样把殖民地还给中国。日本就是把琉球的原住民杀光了，都住上了日本人，琉球也是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限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美国私自把琉球给日本是无效的。日本千方百计地拉着美国把中国的琉球说成他的固有领土。中国不能再错误地把自己的琉球称为日本的冲绳了，中国的官员越大方，日本政客就越狂妄。错了的一定要改回来！否则，不管你官有多大，级别多高，都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国人！都是对世界和平不负责任。
    美国不是上帝，旧金山和约不是法律。琉球和钓鱼岛是中国的，殖民强盗滚出去！美国继承希特勒的反共事业，勾结日本法西斯霸占中国领土。中国不应该畏惧美日的武力，把自己的琉球标注为日本的冲绳。中国自己应该尊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才能督促美日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记取一战后国联未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教训。只有叫强盗们知错，才能制止强盗们发动战争。
    台湾是中国领土。把这种海盗式民主奉为围堵中国，分裂中国的宝贝。自誉为民主的典范，其实美国的民做不了主。还是那些殖民强盗恶习不改的恶霸政客，把美国推向与全人类为敌的，继承希特勒反共事业罪恶之路。美国人民能允许这些败类祸害美国吗？

引用 gujiaguareno 2023-8-24 09:26

1941年，因法国维琪政府垮台，德国让日本进入中南半岛使用法国殖民者海空军基地后，直接威胁到美国殖民地地菲律宾，以及荷属东印度的美国油田，美国惊觉才开始认真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此前美国一直供应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物资，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对日宣战。战后又勾结日本践踏《波茨坦公告》把中国的琉球私自送给日本，还狼狈为奸得陇望蜀觊觎中国的台湾和南海。美日勾结是殖民强盗本性决定。美国可以忘记珍珠港耻辱，中国国民党不能忘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靠美日对抗大陆，坐失两岸和平统一机遇，全然忘记打倒列强，复兴中华的职责，当了美日的帮凶。

引用 gujiaguareno 2023-10-22 08:00

钓鱼岛位于台湾基隆东北方的一群礁岩岛屿，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以及南、北小岛等五个小岛，及数十礁岩所组成。地质上是台湾岛的大屯及观音山火山迈向东西延伸入海底的突出部分，与彭佳屿、棉花屿、花瓶屿，同处于中国东海大陆礁层边缘是其凸出部分，和琉球群岛的宫古、八重山、琉球各群岛间，有深邃的琉球海沟相隔。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解放军没有军舰时没有能力解放台湾，台湾的国民党跪美媚日，任由日本人登上钓鱼岛，霸占渔场，不准台湾渔民进入渔场。台湾的保钓运动都运动到华盛顿了，也制止不了日本横行。连琉球都是中国的，日本敢于横行是美国欺负中国造成。美日勾结践踏《波茨坦公告》霸占中国的领土琉球，国民党不敢抗美，只敢反共。祖国不统一，被外国欺凌。国民党腐败，跪美媚日，为维护残破的小朝廷甘受欺凌。台湾不是国民党的党产，更不是日本的！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当不了美国人，也当不了日本人。解放台湾的那天，中国人赶走殖民强盗，你不用再保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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