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世间谁最牛？谁最亲？

毛主席光明正大，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堪称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底、廉洁奉公的典范。众所周知，毛主席有个习惯，从来不摸钱，他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并记有明细账。他公私分明，哪怕是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毛主席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

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在身边出现“贵族”。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主席七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

共和国领袖的喜怒哀乐往往是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的一怒竟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史料记载，这天毛泽东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当钱信忠汇报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根本治不起，只能挺着，小病或许能挺过去，要是得了大病，那就只能等死。开国领袖毛泽东对这种现状是求改若渴。他起初曾探索通过发展中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后来发现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时不我待。转而又探索另一种解决方式，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终不是良久之策。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巫医神汉，跳大神的现象，接生婆落后的接生方式等，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内心积压的火气，6月26日终于爆发了。历史上称毛泽东“6•26”指示。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从此，一个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

    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尤其是“大队卫生室”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建立，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中国的“合作医疗”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