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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楫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2015-1-25 22:59|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300| 评论: 3|原作者: 八重王

摘要: 汪楫一行入琉球，严于礼制。入天使馆次日，例当行香，通事以天妃宫、至圣庙告。前导问：宫与庙孰先?答曰：先庙。入庙，升堂搴帷，审视后始下阶肃拜。时有窃笑其迂者，汪楫曰：外国淫祀最多，名称不一。若入境误拜倭鬼 ...

从汪楫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作者：李圣华。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二次编辑：台湾猎户人

摘要：

康熙二十二年，清帝有意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命汪楫出使琉球。

汪楫(下图)一行与琉球国的交流集中反映在汪楫所撰《使琉球杂录》和《中山沿革志》中，

其交流活动包括：关心琉球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加强兵防的建议；部颁谕祭、册封仪注不备，重为酌定，仪注详备，且显有变革，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对出使旧例与琉球风习进行改革；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将赠答诗汇编成集；鼓励琉球兴办教育，归来代为奏请琉球生入监就学。

汪楫出使琉球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强化了清政府对琉球的交往，而且大力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两代遣使琉球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有16次，清朝有8次。[1](P190)

明清易代，清政府接收明朝对藩属国的统理权，先后遣使安南、琉球等国。在诸藩属国中，琉球奉职尤为虔谨。但由于偏处海隅，交通不便，东南兵事频繁，

清初50余年间，遣使琉球活动仅有两次：

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奉使琉球；

康熙二十二年，汪楫奉使琉球。

汪楫之行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清人查嗣瑮云：“须知使节同图画，总是中朝第一人。”[2](卷八《题汪悔斋遗照》)

这次中琉交流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与内容，又对清代琉球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借助汪楫所著《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加以探讨，冀稍有助于清代中琉交流史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研究。

一、汪楫奉使琉球的原因与经过

探讨汪楫奉使缘起，我们有必要追溯琉球归属清政府以及张学礼出使之事。

明成化间(1465—1487)，定琉球“二年一贡”之制。后因倭患严重，万历后期改为“十年一贡之例”。

天启三年(1623)，琉球世子尚丰遣蔡坚等人入贡请封，明礼部议“暂拟五年一贡，俟新王册封更议”[3](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P8635－8639)。

崇祯改元，杜三策敕封琉球。

崇祯十七年(1644)，尚丰第三子尚贤遣使金应元入贡请封。适逢清兵入关，金应元请袭封未果，阻道不得归，留滞闽中。及南明唐王“立于福建”，琉球“犹遣使奉贡”[3](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P8370)。

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入福建。金应元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洪承畴，转赴北京。但清朝礼部持议“前朝敕印未缴，未便授封”。

顺治十年(1653)，琉球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入贡，上缴明朝所颁敕印请封。

翌年，清顺治帝遣张学礼、王垓往封。张学礼的准备工作耗时费日，继因郑成功、张煌言水师在福建沿海活动频繁，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还在北京待命。

康熙改元，海路渐通。

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终于成行，但诏书还是顺治十一年(1654)所颁，敕则是康熙元年(1662)所制。[4](卷下，P27－28)

至次年，张学礼还朝复命。此次出使，前后花费了11年之久。

康熙七年(1668)，琉球国主尚质卒。

康熙十九年(1680)，琉球世子尚贞遣使入贡。康熙帝以尚贞恪守藩职，当耿精忠叛乱之际，仍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

翌年，尚贞又遣耳目官毛见龙、正议大夫梁邦翰入贡，请遣使敕封。但这一请求却遭到清朝礼部的反对。

汪楫使录载：“礼臣议航海道远，应如暹罗例，不遣官恤封，仪物敕贡使赍回便。见龙等搏颡固请，礼臣持不可。”[5](卷一《使事》，P1－2)

上图:《使琉球杂录》开本18cmx31cm， 2册。封面用黄绫包里、墨书抄写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汪楫」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贞」为王、并撰写此书向「康熙皇帝」复命。

礼部奏折《恭请天朝恩赐封爵以昭盛典，以守藩服事》提出反对遣使的三大理由：“航海道远”，“随去官兵甚多”，“所需钱粮甚广”。[6](P10－11)

其实，礼部回绝遣使要求与张学礼出使之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礼官看来，张学礼琉球之行有三大失：

其一，耗时长久。尽管存在交通、兵事等复杂的不利因素，但一次使节耗时10余年，毕竟有所未妥。康熙元年(1662)《封王尚质敕》：“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物故甚多。及学礼等奉掣回京，又不将前情奏明，该地方督抚诸臣亦不行奏请，迨朕屡旨诘问，方悉此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留迟误，岂朕柔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赍，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罪，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①汪楫使录也提及张学礼“逗留迟误”之过：“先是臣惩前使逗留之失，疏请亟行。”[5](卷一《使事》，P2)

其二，耗费繁剧。张学礼一行因航海道远，逗留太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耗损。关于这一点，汪楫使录有明确的记载：“前使臣驻闽，一切皆取办于藩司，即留滞不行，每岁亦支用公费银五千余两。藩司奏销，不尽得请，则派之八府，取驿站纲银津贴焉。

今各项皆无所出，而海疆军需方亟，岂可复以此费公帑。爰取旧案，尽汰之”，“合计所费，较曩时仅百一焉”。汪楫归来不入会城，兼程复命，城中百姓鼓乐彩帜趋送，泣告说：“钦差驻闽，动辄数年。造船则有采木购柁之扰，深山穷谷，无得免者。今一到即行，不少留滞，逮于驿骚，一也。有钦差，必有公费。公费一则，私派必倍。今事毕而民不知，二也。往者百物，皆取办于行户，官一而役三之，今一物不取，即公署铺设之一毡一灯，必归原主，使来者尽然，闽其世世如新受赐乎!”[5](卷一《使事》，P3－4)

据福建巡抚金鋐《册封事关大典等事》奏疏，汪楫出使“较前省约甚多”，“核实用银九百二十三两，米三十三石，价银三十二两，通共用银九百五十五两五钱零”。[6](P47)

这一数字经户部核查无误。汪楫出使费用不足白银千两，由此计算张学礼所费，则多达近10万两。所谓“即留滞不行，每岁亦支用公费银五千余两”，当是实录。当然，耗费太繁，扰民甚重，明代使臣已然。但张学礼出使对清政府与福建地方而言，确实带来不小的负担。

其三，作用未著。礼官认为张学礼之行，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张学礼著《使琉球记》，时人批评其“夸谩”②，张学礼愤然毁所镂板。在礼官看来，夸大出使意义也是张学礼之过。此外，礼部的态度亦与当时东南海防兵事局势有关。三藩虽已平定，但“海疆军需方亟”，礼官以为没有必要再为一次平常的使节而耗费甚繁。

这也可从《中山沿革志》中觇知：“二十二年，臣楫等至闽，时总督臣姚启圣等方治兵攻台湾，遂不候造船，径取战舰渡海。”[4](卷下，P32)

康熙帝特允遣使同样别有原因。自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康熙帝的主要精力便放在戡乱上。但随着平叛局势日益明朗，他将目光放在长治久安与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上。

既然礼部鉴于张学礼之失，以为当今之务在于海防兵事，遣使琉球意义不大，故汪楫琉球之行遇到不少阻力，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汪楫与林麟焻在接受出使任务后，即咨访旧例，“得未尽者七事条上之，旨下礼臣，议格不行”[5](卷一《使事》，P1)。

所谓“七事”，具见汪楫《册封事关大典，奉使理宜详慎，谨陈管见，仰冀睿裁事》一疏：请颁御笔；谕祭海神；渡海之期不必按部议专候贡使同往，各事备齐，有琉球向导，便可按期出洋；带修船官匠一同渡海；请给关防，以便章奏文移；酌增护送渡海官兵；预支二年俸银。

此前张学礼出使，也曾疏请“十事”:

“部议赐一品麟蟒服，于钦天监选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择医生二人，赐仪仗给驿护送，外给从人口粮，至福建修造渡海船，选将弁二，兵二百人随行”[4](卷下，P28－29)等。

相比之下，汪楫的请求可谓简易，但礼部犹“尽格不行”：

一、请颁御笔一款。查得会典，御笔无赐给使臣带往颁赐外国之例。……

一、请谕祭海神。查得会典，凡往封外国，无谕祭海神之例。……

一、请渡海之期。……查得水路与旱路不同，今汪(楫)等如遇进贡来使在闽，一同前往，来使沿已起身，仍炤前议，俟进贡来使一同前往。

一、请给关防。查得会典，册封官员无颁给关防之例。……

一、请带修船官匠一同渡海。查得监修船只官匠应否一同遣发之处，事隶工部，应交与工部议奏。

一、请酌定护送渡海官兵。查得所请增添官兵，事隶兵部，其应否增添之处，应交与兵部议奏。

一、请炤现赐品服预支二年俸银。查得职掌内无炤所赐品服颁给俸银之例。[6](P23－24)

康熙帝命礼部会同户部、兵部、工部再议，“允行三事，而许带修船匠役，则特旨”[5](卷一《使事》，P1)。所谓“三事”，是指御书“中山世土”四字；制祭文二道，祈报海神；给俸二年以往。[4](卷下，P33)

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一行至福建，亦未得到地方官的有力支持。时总督姚启圣视师厦门，巡抚董国兴移疾返京，布政使马斯良入觐，知府张怀德病废不视事，闽县令缺官，省会之地，上无督抚藩司，下无府县官，册封大典“事如乱丝，无有理其绪者”[5](卷一《使事》，P1－2)。

尽管如此，汪楫还是克服阻力，从俭治装登舟。

六月二十日，谕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

月末，至琉球那霸港天使馆。

八月，谕祭尚质，册封尚贞。

十一月二十四日，冒风涛返国，明年入朝复命。

二、汪楫一行在琉球的活动及与琉球国的交流

自明初以来，出使琉球者多作为使录笔记。

陈侃、谢杰、萧崇业、夏子阳使录之作俱名《使琉球录》，

张学礼有《使琉球记》、《中山纪略》。

汪楫延续了明代以来的传统，撰《使琉球杂录》五卷、《中山沿革志》二卷。但其意尚不止于记载行役、异闻，而更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纠正前人载记之误，补史乘之阙。明人使录多有误说、夸饰、纰漏、失载等问题，汪楫“据事质书，期不失实”[5](汪楫《使琉球杂录序》，P1－2)，以匡正谬说；又“搜罗放轶，补旧乘之阙”[4](汪楫《中山沿革志序》，P2)，以备国史采摭。

二是于康熙帝遣使之意甚明，条录礼俗、政事、教治、刑禁，周知天下之故，以为实用。《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进呈御览后，得到康熙的褒奖。

根据汪楫的使录，其一行在琉球的活动及与琉球国的交流，可分为兵防、礼制、习尚、文学等四大方面。

(一)兵防

汪楫不仅关心清廷海防，而且关心藩属国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了加强兵防的建议。

六臂女神曾被琉球国奉为守护神，以妇人不二夫者为尸，尸名女君，传闻“邻寇来侵，神能易水为盐，化米为沙，寻即解去”，琉球国王、臣民“事神甚谨”。

对于琉球国不重兵防而信巫神，明使已忧之，但琉球国王曰：“可恃以无恐也。”[5](卷三《俗尚》，P8－9)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占领首里城，掳走尚宁王等百余人，久之始释。

琉球国王自此不复尊奉六臂女神，寺院也不复贡祀。

清康熙年汪楫到时，供奉六臂女神早已成旧闻，但琉球“国无城郭，少兵甲”的状况未有改变，汪楫不免为之担忧。琉球去日本不远，他询问与日本的交流，琉球人甚讳之，“若绝不知有是国者，惟云与七岛人相往来”。

七岛(吐噶啦群岛、或大隅群岛 )为琉球国属地，汪楫疑七岛人“其状狞劣，绝不类中山人”。迨其来谒，“谕以朝廷威德”，“衍说开导之”。各以土物为献，不受，而人给以布扇，犒及从者。后来汪楫归舟将发，七岛之口岛人（口之島）驾小舟近百只牵船出港，“依依不遽去”[5](卷二《疆域》，P5－6)。

注：1946年1月29日，盟军美国发布第677号行政命令：将大隅群岛的七岛（不含：口之岛以南的琉球列岛）私相授受的划归给予日本治理。大隅群岛（七岛）：《种子岛、马毛岛、硫磺岛、竹岛、黑岛、口永良部岛、屋久岛》。琉球列岛北段大隅群岛与九州岛相隔于「大隅海峡」对峙，而大隅海峡则是中日两地固有疆域的分界线。这观点，可从1965年，台湾当局出版的「琉球群岛地图」得以验证。吐噶喇群岛：《口之岛、中之岛、卧蛇岛、平岛、诹访濑岛、恶石岛、小宝岛、宝岛、上根岛、横当岛》等10岛。

琉球那霸港当大海之冲，港口炮台缘石而筑，台上环以埤堄，中无一人一物。

土人说：“国无险可守，惟港口数里，皆铁板沙，非生长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虑触嶕，且遥望雉堞翼如也，有望洋返耳，以故恒不设备。”

汪楫以为不然：“然万历间萨州岛倭猝至，王被执去，则所谓铁板沙者，亦不足恃已。”炮台附近有演武场，“专为天使所率官兵演武而设”[5](卷二《疆域》，P7－8)。

琉球马不适合征战，当地善骑射者极少。即使首里，亦不见有兵。

册封日，“自王庙至首里，约十数步，即对立二人，执长竿如枪，其末加短鞘，迫视之，中无寸铁也，亦无弓箭、火器。近王城，有枪刀十数对，即王之仪卫云”[5](卷三《俗尚》，P11)。

这些皆为汪楫所忧。他才识敏决，在琉球“有言必以诚告，有事必以实应”[5](汪琬《使琉球杂录序》，P2)。

当他将兵防问题“诚告”时，琉球国王也接受了一些建议。

清乾隆间，潘相教授琉球入监官生，详考琉球历史地理、风土俗尚、政治文化，著《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卷二述及琉球兵刑：

南北沿海筑长堤，两炮台并峙，聚兵守之。……国少铁，盔甲与刀犹坚利。……火药炮位，多用铜铸，备舟舰水战之用。辻山旁有演武场，武职有仪卫使、武备司，余皆文官兼之。兵制仿古制，五家为伍，五伍又各相统。亲云上、筑登之以下，皆习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则各领其民，如百夫长、千夫长之属。[7](P418－420)从中可窥知，在汪楫出使后，琉球兵防已有所变化。

(二)礼制

汪楫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谕祭、册封。

按出使旧例，应有礼部所颁仪注。汪楫询问仪注，礼部官员回答说：“此仪制司职掌也。”仪制司官员又推诿主客司，得到的结果是“案卷虽存，仪注无有也”。

汪楫入闽后，博访仪注，“十得六七，而中多未安”，不得已“酌古准今，定为谕祭、册封仪注二篇”。

部颁仪注不备的问题，也反映出清初朝廷疏于藩属国管理。汪楫既酌定仪注，还应琉球王之请，于其未晓者“绘图示之”。国王与臣民奉行甚谨，“登降进反，揖让拜跪，威仪肃然。国之老成以为从前未睹云”。[5](卷一《使事》，P7)

关于谕祭、册封仪注，《使琉球杂录》载记甚详。对观陈侃《使琉球录》、张学礼《使琉球记》所载仪注，即可知汪楫更定的情况。

陈侃仪注，乃明使谕祭、册封琉球通行礼制，琉球王臣“数代相承，不敢违制以行”[8](P33－34)

张学礼册封仪注大抵沿袭明使旧制。

汪楫重新更定，著者有四：

其一，谕祭先期命琉球长史洒扫王庙中堂，详细布置开读台、开读位等；册封预设阙庭、世子受赐位等。阙庭之设等皆前使仪注所未有。汪楫还以为王殿中楹之右楼梯妨于行礼，世子特造板阁。由于王殿西向，故仪注中止分左右，不分东西。

其二，谕祭，

按旧习，世子迎龙亭“向第立候于庙门外”，

汪楫以为“非礼”，更定为世子率众官迎伏于真玉桥头道左[5](卷一《使事》，P11－13)；

册封，

按陈侃《使琉球录》仪注，世子在国门五里外中山牌坊候龙亭[8](P34－38)，

按张学礼《使琉球记》仪注，世子出城三里至守礼坊下候迎[8](P651－652)，

汪楫则更定为世子率众官迎伏于守礼坊外。

其三，谕祭宣读礼、谢恩礼、相见礼，陈侃仪注甚简，汪楫更定繁详，如焚帛毕，世子回露台同众官再行礼谢恩，“捧先王神主由庙东边门进庙内，安于东偏神座”[5](卷一《使事》，P9)。

册封拜诏礼、宣读礼、谢封礼、谢赐礼、问安礼、谢恩礼、相见礼、拜谢礼，汪楫更定内容也颇异于陈侃、张学礼仪注。如授国王诏、敕，按旧习，“使臣故欲收回，待跽请至再，而后索阅旧轴，趋走往复”，汪楫以为“几同儿戏”，令“其预捧呈验，庶不失礼”[5](卷一《使事》，P13)。

其四，

按陈侃册封仪注，世子候龙亭“行五拜三叩头礼”，谕祭盖亦如此，

张学礼册封为“行九叩礼”，

汪楫改谕祭、册封皆“行三跪九叩头礼”。

汪楫一行入琉球，严于礼制。入天使馆次日，例当行香，通事以天妃宫、至圣庙告。

前导问：“宫与庙孰先?”答曰：“先庙。”入庙，升堂搴帷，审视后始下阶肃拜。

时有窃笑其迂者，汪楫曰：“外国淫祀最多，名称不一。若入境误拜倭鬼，辱莫大焉。如俟徐访而后恭谒，则是奉神慢圣，岂可以训远人?”[5](卷一《使事》，P14)

对陪臣进谒中使礼，汪楫也有约定：

法司官、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为一班，跪三叩头礼，天使立受，揖答之；

耳目官、正议大夫、中议大夫为一班，跪三叩头，天使立受，拱手答之；

那霸官、长史、遏闼理官、都通事为一班，跪三叩头，天使坐受，抗手答之。

禀事必长跪，命坐赐茶，法司官等则设毡堂内，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台下。[5](卷一《使事》，P16)

(三)习尚

琉球国历史悠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俗尚。国王居常裹五色帕，见明使则服明朝衣冠。明清易代后，见清使，“仍明时衣冠”③。

琉球官员与百姓，“服无贵贱，男女皆大袖宽博，无衣带”。国王衣冠“苦束缚”，

张学礼使琉球，“有各从其便之谕，遂沿明制以见”。

汪楫叹曰：“今不可复更。”琉球国王受封后，亦欲着皮弁，以朝祭之服参谒，“意实恭谨，而通事以为倨，令易前服，故皮弁未得见”。[5](卷三《俗尚》，P1－2)

汪楫对琉球旧例与习尚也进行了改革。如因使臣供应、随行兵役廪给甚腆，裁减之以“柔远恤下，期于两尽也”。

国王五日一遣官赍牛酒问安，辞之不可，遂理谕之：“牛以力耕，不得擅杀。使臣非为国惜物，命律不可也。”[5](卷一《使事》，P14)国王不肯受命，然不久汪楫闻琉球国中禁宰牛，改问安之期为十日一至。

又如琉球待客习俗皆席地布几，国王宴使臣，汪楫坚持不可席地，及赴宴，“陈设毕具，宾主皆高坐，揖让如礼”，盖“聊以觇天使易与否耳”。[5](卷一《使事》，P15)

(四)文学

文学交流往往是古代遣使活动的重要构成。明清使臣出使安南、朝鲜等国，都留下大量唱和之作。汪楫一行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并将赠答诗汇编成集，从中亦可见清初中琉文化交流的情况。

自明初琉球奉中国正朔以来，迄于清初，始终未建学宫。“国人就学，多以僧为师，僧舍即其乡塾云。”[5](卷二《疆域》，P15)

琉球僧人分为两宗，居首里者曰临济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

首里有三大寺，即天界寺、圆觉寺、天王寺。

圆觉寺额为灵济法嗣径山和尚所书。三寺僧人皆嗣法灵济，然汪楫“叩以禅宗，茫如也”[5](卷二《疆域》，P20)。

首里僧人能诗者，瘦梅、宗实、不羁最著。瘦梅为天王寺诗僧，奉元释英《白云集》为宗，与万松院僧不羁并好苦吟，互相唱和。汪楫使录载：

天王寺僧瘦梅则工诗，诗奉《白云集》为宗。《白云集》者，元僧英所作。英俗姓厉，字实存。集有牟巘、赵孟頫、胡汲序。国人镂板译字以行，然中国人购之，殊不易。读之，则多属明初张羽诗，而牟序又与《陵阳集》所载不同，殊不可解。[5](卷二《疆域》，P20)

明初张羽与高启、杨基、徐贲并称“吴中四杰”，著《静居集》四卷。传世有《静居集》六卷本，与释英《白云集》之诗多有重复。后世遂以为张羽之诗误入《白云集》，实则释英之诗误入《静居集》。④

汪楫所谓释英之诗“多属明初张羽诗”的说法，显然有误。

他之所以拈出这点，意在含蓄指出琉球诗人水平不高，“殊不可解”也透露出这一消息。

当然，汪楫的主要唱和对象还是陪臣。其所编《中山诗文》一卷，仅收文两篇：

卷首一篇《奉送翰林汪先生还朝，兼祝诰封检讨公八十大寿序》署名国王尚贞，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

卷末一篇为琉球国使臣毛国珍、王明佐、昌威、曾益等祭汪楫父之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

余皆《题画奉祝诰封翰林检讨汪太公寿》唱和诗，作者包括琉球

王室尚弘毅、尚纯，

法司官毛国珍、毛泰永、翁自仪，

王舅毛自义，

紫巾官夏德宣、毛允丽，

紫金大夫王明佐，

耳目官吴世俊、章受祜，

正议大夫郑宗善、梁邦翰、郑永安，

中议大夫郑宗德、陈初源、孙自昌，

遏闼理官杨自晨、文克继、毛知传，

长史蔡应瑞、郑弘良，

那霸官柏茂、吴彬，

共24人，人各一题[9]，俱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当然，汪楫与琉球人唱和之诗远不止于此，但《中山诗文》删选较严，每人仅存一题。

三、汪楫奉使琉球对中琉关系的影响

清廷礼部认为遣使琉球意义不大，乃是一种短浅之见。汪楫出使的意义，可概括为四方面：加强了清政府对琉球的管理；加深了对琉球历史、国情、现状的了解；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的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山沿革志》、《使琉球杂录》为中琉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汪楫出使前，有关琉球国的沿革，无论是明廷，还是清廷，都不甚了解。琉球国于其世系沿革，厉禁外泄。汪楫借谕祭的机会，“密录”其世系概况，复购得《琉球世缵图》，撰为《中山沿革志》。尽管所载尚不完备，但已属前所未有，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序》谓其“典实远非前比”。

《使琉球杂录》搜辑甚备，据依亦详，汪琬《使琉球杂录序》云：“上之可作輶轩之指南，次之可备史家之笔削。”康熙帝通过汪楫出使情况及其著述，了解到琉球国的历史和国情，遂不以琉球管理为忧，将精力集中放在收复台湾上，晚年始遣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使琉球。

汪楫酌定仪注，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

康熙五十八年(1719)，海宝、徐葆光谕祭琉球国王尚贞、尚益，册封尚敬，仪注俱依汪楫所更定。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二“仪注”大抵录自汪楫使录，自注云：“俱从前使臣汪楫更定。”[10](P116)

中国礼仪制度也引起琉球人浓厚的兴趣。如程顺则，字宠文，父泰祚官都通事，曾随张学礼谢恩入朝，返国后参与创立琉球至圣庙。

康熙二十二年(1683)，顺则授通事，随王明佐入朝谢恩，后任接贡存留通事赴闽，

注重考察中国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回国后奉命修订“中山王府官制”，

“还参照中国礼仪，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贺国王之礼仪，提出‘殿下中道设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级排立’、‘于墀下左右设五方之旗，设彩盖于殿下左右’、‘陈设仪仗、鸣金鼓、奏汉乐’、‘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贺’等，‘维兹之举，悉遵天朝之制，以为考定’”[11](P248)。

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一详述谕祭、册封仪注，大抵同于汪楫使录，然非照抄旧籍，实是有据而来。

相比清朝，琉球的教育无疑是十分落后的。

其至圣庙在那霸港二里外久米村，创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翌年建成，构制简陋，不过屋二重，其外临水为屏墙，翼以短栅。

汪楫既喜至圣庙创立，“立国以来所未有也”，又为琉球教育落后担忧，希望国王重视人才教育，因庙而扩之为学，择师以教，甚而请助于朝。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云：

夫秀才者，将以储异日长史、大夫之用，则教之不可无专师，试之不可无成法。诚因庙而扩为学，择国中敦行谊、工文章者为之长，俾以时训，督其子弟，修举释菜、释奠之礼。国之中或难其选，则直疏其事而请于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圣天子声教诞敷，方教登四海于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当也。如此则琉球之经学日明，因所及而益广其未备，于以表率友邦，凡有志于圣人之学者，无不奉琉球为指归。呜呼!岂不盛哉，岂不盛哉![5](P11－12)

琉球国无学宫，童子习字多以僧为师。“大约读书时少，作字时多，字皆草书，无楷法也。”[5](卷二《疆域》，P12)建学宫非易事，汪楫建议国王奏请“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4](卷下，P35)。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返朝后，即转奏之。

《恭述远人向化之诚，请赐就学以广文教事》云：

国中旧无孔子庙，自康熙三年受封后，贡使时通，声教渐被，十二年始建至圣庙于那霸之久米村。虽制多荒略，而意实可取，但苦地无明师，以故誉髦终鲜。臣等事竣将旋，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酌酒祖道，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词曰：……执经无地，向学有心。稽之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皇上圣学高深，超迈万古，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敢祈天使转奏，不胜悚企。[6](P31－32)

琉球人最早入国子监，始于明洪武后期。

洪武二十五年(1392)，中山王察度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入监读书，“国人就学自兹始”[4](卷上，P6－7)。终明之世，国学琉球生甚众。

汪楫一行考察琉球历史沿革，意识到教育是维系藩属国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关系的一个纽带，因此向康熙帝建言沿袭明制，准许琉球生入监就学。

康熙二十五年(1686)，尚贞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

郑秉均甫离琉球，即遭海难。

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梁成楫等人入监，康熙帝特为设教习一人，此为清代琉球人就学国子监之始。

康熙三十一年(1692)，尚贞恳请令梁成楫等三人返国。[12](P3)三人回国后，充任经师和训诂师，勤于教习。梁成楫官都通事，

蔡文溥任接贡存留通事赴闽，累官紫金大夫，

阮维新累官紫金大夫，康熙末充贡使。

蔡文溥工于诗，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三说他“以其所学教久米村及国人，人多化之”[7](P564－565)。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交往的官员就包括阮维新、蔡文溥。

徐葆光撰著《中山传信录》，更是多得二人之助。

汪士鋐《中山传信录序》载：